中国历史上的各家文化学派，少有皇帝崇拜的言论和思想

扶苏谈史2022-04-2716:30四川历史领域创作者关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皇帝个人崇拜习俗。严格说，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皇帝个人崇拜习俗的，特别是民间，更是没有皇帝崇拜习俗。比如，在中国民间的评话、戏剧、曲艺说唱等文艺作品中，皇帝大多都是呆头呆脑的形象，他们与历史朝野中各式各样光彩夺人的英雄人物相比，只不过是陪衬而已。中国民间社会中，有给那些曾给予国家与一方百姓带来实惠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传说或历史人物树碑立传的习俗，甚至会根据他们的历史业绩去神话他们为某某神灵，比如伏羲、女娲、神农、大禹、李冰父子、孔子、关羽、文昌帝君、药王孙思邈、妈祖、土地神等。但是，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却是从来不会给那些历史上的所谓伟大帝王们树碑立传的，更不会神话这些帝王，就连建立了大中国的秦皇、汉武、开辟了中国汉国家文明的汉高祖刘邦，营造出了天下盛唐的唐太宗李世民等杰出帝王，中国民间老百姓，也是从来不崇拜他们的，更不要说给他们建庙宇神话他们了；而其余众多中国帝王姓甚名谁，老百姓就更是过眼云烟的不知了。中国历史上的各家文化学派，也少有皇帝崇拜的言论和思想，即使是有充当帝王、官府的食客、门客作派的中国儒学，其原始主流也是不搞皇帝个人崇拜的，这从儒家一系列经典中的言论可以看出。西汉中后期，朝廷确立了《孝经》这样的国家儒家伦理指导典籍，但即使在《孝经》中，今人也难以看到对君主的个人崇拜言论。《孝经》据说是儒家学者编辑的曾子和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关系的论述，《孝经》虽然将君主与臣属的关系类同成了父子人伦关系。

但是，该经典所说的君臣关系，并非绝对的主宰和服从关系，而是提倡君臣应该各守其位和各尽其职，“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这里，《孝经》同样对君主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职能要求，并没有神话君主。《孝经·圣治章》中有段论述，几乎可以说是破解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崇拜君王而崇拜“君子”的原因。西汉中后期，《孝经》这样的国家人伦规范典籍就已经将“君，民”这两种社会阶层视为了国家社会之中彼此依赖的关系，尽管当时的知识者也倡导以父子的人伦模式去框套国家社会之中的君民关系，但是，知识者也指出，君、民都是可能做出悖德悖礼、顺逆善凶之事的，因此，国家社会中的正确人伦楷模，应是那些“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的君子，而这样的君子，则是不分君主或人民群众的。将理想人伦楷模的“君子”置于君、民之上，这说明西汉时代的中国国家社会人伦，已经彻底走出了人类原始时代的“个人英雄崇拜，伟大君主崇拜”伦理观了。“父慈子孝”，是《孝经》论述君臣父子关系的基本参照标准，如果君主不爱惜属下和人民，他同样是应该被谴责的，《孝经》里所说的“悖德；悖礼”，是双向的，是依据“父慈子孝”的基本标准来评论的，君主不爱敬自己的属下和臣民，他也是“悖德；悖礼”的。所以，主流儒家的伦理，当然有极力维护君主权力和权威的一面，但是同样也有对君主的伦理要求和限制标准。

中国儒家主流代表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君臣父子关系的人，是他将父子关系类同成了君臣关系，将家庭伦理类同于国家社会伦理关系，这是孔子儒家的一大发明，这样的类同比较，可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前500年左右，这样的类同比较理论，也有其历史必然的背景。通过齐国君王齐景公和鲁国权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及其孔子学生的子夏和樊迟之间的对话可知，当时，齐景公和季康子对国家社会中的人们互相争权夺利和动辄就要杀父弑君的历史现象，非常困惑。所以，他们请教于孔子应怎么样去执政，孔子则告诉他说，政治，就是以正治国，就是君主身体力行地施行仁政。国家的君臣关系，就如同各归其位和各尽其职的父子关系。孔子的学生子夏在回答同学樊迟提问治国方法时，他还特别举例了历史上的舜、汤成功治理天下的故事去说明问题，子夏说，由于舜和汤都以人民群众信任为治理天下之本，在加之他们又根据民意而分别选举了能施行仁政的臣属皋陶和伊尹，所以，他们的政治就是仁政。孔子强调了君王与臣民之间的父子楷模类比关系；他的学生子夏则强调了君主、人民和君臣之间的三者互相“选举”关系，没有选举政治机制，那么，仁政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生养关系，但是，君主管理者与人民及其臣属的关系，却是“选举”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家，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政治思想内涵的。而且，通过西汉中后期始盛行的《孝经》，今人可知，当时的官方和主流文化者，都非常清楚君主、臣属和人民群众的三者关系是彼此依赖的国家社会关系，君主和官方的权威及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群众。

《孝经》中的曾子和孔子在论述君臣和父子关系的时候，不但没有提倡臣子应对君父的绝对服从，反而提出了臣子应对君父“诤”。臣民应成为君主的诤臣、儿子应成为父亲的诤子，人们应成为彼此朋友的诤友，这是《孝经》中的孔子和曾子的理想的君臣、父子、朋友的三种关系。由此可见，原始儒家早期文化中，是没有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思想的。现在的人们常常将中国古代三叩九拜和山呼万岁的朝仪制度理解成为了皇帝崇拜，这是错误的理解！下面，我们来看看西汉初期的“三叩九拜”的产生原因。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他召集臣属们开会议论国家新法制建设问题，可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这帮臣属，大多都是平时言行不轨和散漫的流氓或草莽，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礼法对于国家政治的意义，如此重要会议期间，各位臣属举动十分粗鲁。当时，汉高祖刘邦根本招呼不住他的这帮臣属，这些臣属们在如此重要的议决废除秦暴政和新立汉法律的会议期间，还在“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搞得会议是一派乌烟瘴气，刘邦当时的头痛是可想而知的。一向不喜欢儒家文化的刘邦，经过这些不懂规矩臣属们的折腾，他才醒悟到了儒家礼制文化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便聘请当时降汉的前大秦博士的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制度。叔孙通率领鲁国儒生和弟子百余人演练朝仪制度数月。前200年的汉高祖七年十月，刘邦根据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制度再次召开了君臣会议，这次的君臣会议，就严格按照三叩九拜的朝仪制度进行了，规矩很多，跟随刘邦战争起家的那帮野蛮不羁的臣属们也“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这样，汉高祖就很高兴了，他感叹地说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由此可见，西汉初制定的对帝王三叩九拜的朝仪制度，并非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更不是为了要制造什么全民皇帝崇拜，而不过就是为了让那些粗野的臣属们能够懂得朝仪尊卑规矩。朝仪之中的皇帝摆谱显示尊贵，也不是用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主要对付朝臣们的。虽然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制度后来也流传到了下属官衙之中，比如官员巡视之中的回避制度，百姓进官衙打官司需要对司法主官们磕头等，都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官权崇拜和官衙过分威严等恶习。但是，这些情况，依然还是不属于全民对皇帝君主的个人崇拜习俗。山呼万岁，以庆祝喜事，这是古老的中国民间习俗，并非是专门用以皇帝崇拜的。史载，楚汉相争的前204年的汉王三年五月，楚军围困刘邦于荥阳，汉将军纪信假装汉王刘邦降楚，楚军不知其假，于是，“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汉书·高帝纪》）前198年的汉高祖九年十月，刘邦在长安未央宫为他的父母祝寿，“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汉书·高帝纪》）这，就是西汉王朝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在皇宫中山呼万岁的缘由事件。由此可见，最早在皇宫中山呼万岁，也并非起于臣属对皇帝的山呼，而是来自于民间中的祝寿习俗，后来，这个山呼万岁，才逐步转化成为朝仪皇帝的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