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遥：文字与故事间的执着行者

在清河火车站旁一家安静的咖啡厅里，绿植密布，浓郁的咖啡香气中，我见到了林遥。他穿着简单，头发整齐地向后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中透露一股温和谦逊之气。见面之前，我知道林遥是来自延庆的80后，有着青年作家、编剧、说书人等多重身份；不知道的是，他带来了自己的新著《海岳——北平以北的烽火记忆》和《金庸小说的微声》。都是爱书人，我们顺理成章地从书和写作聊了起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林遥微微歪着头，思考了一下说：“可能是我对各种表达形式都很感兴趣吧。写作能让我深入挖掘，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通过文字呈现出来；编剧则像是在搭建一个梦幻的舞台，用故事和角色吸引观众；而说书，是最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方式，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特别有成就感。”

大量脱发和失眠，是从写《海岳》开始的

林遥说起话来确实带有说书风格，咖啡杯一落桌，他就开聊。文质彬彬的面孔，滔滔不绝的语言，语速不快，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他首先说自己身上的三个标签，一是作家，因为写过几本书，做过地区的红色文化研究，还出版过若干小说和散文集；二是编剧，写过五六个电影剧本，拍成了3个，现在因为时间太紧张，且觉得写剧本过于受制于人，已经少有涉足；第三是说书人，在延庆开设有“凭书馆”北京评书演出基地，每周六只要没其他活动，他一准儿在那儿。“这三个标签，也成了我给自个儿的定义。作家、编剧、说书人，我觉得本质都是讲述，把事情传达给别人，只是载体不同。”

林遥先拿起《海岳——北平以北的烽火记忆》，指着书名告诉我：“海就是海陀山，是北京市境内的第二高峰，2241米，位于北京市延庆区与河北省赤城县交界处，我是海陀山脚下长大的孩子。”

书写的是平北地区15个县的抗日故事。

林遥告诉我写作缘起。2016年他参与拍摄纪录电影《北平以北》，跟着剧组跑了一年，走遍了平北抗战的重要事件发生地，“15个县几乎都走到了”。因为撰写延庆博物馆近现代史大纲，林遥2008年在延庆县史志办张进军先生的指导下，看了大量史料，系统梳理过延庆革命史。

他看过一份不完整的昌延根据地开辟初期的牺牲名单，在那份不足30人的名单中，林遥发现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年纪轻，平均年龄不到23岁；第二是学历高，中学以上学历占到了七成以上。“平北地区著名的老十团，有大学生60多人，高中生100多人，我当时想，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知识分子团啊！”这份名单让林遥念念不忘。最终，当读过的史料和走访结合在一起时，林遥萌生了写一本关于平北抗战记忆的书。“我发现平北地区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还没有一本抗战通史。”

这本书接近10年写完。

“因为收集到的资料多，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写得挺辛苦，我大量脱发和失眠，就是从它开始的。书出来以后评价还挺高的，卖得不太好，毕竟是‘地方小事’，但写完我就踏实了。”

林遥认为，自己所写的并非平北抗战史，他只是作为后来者，对80年前发生在家乡的这场战争作了追忆。他认为，今人的幸福，受惠于前人的牺牲，自己的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

书出版后，林遥写了一篇祭文，跑到平北抗日英雄纪念碑前，做了一次祭奠，把这本“没有一句话无来历，没有一句话是空言”的书献给了先辈。

找准赛道坚持写下去

《海岳——北平以北的烽火记忆》不仅林遥写得辛苦，编辑也付出了很多。心怀愧疚之情的林遥对编辑说“我再写一本有趣的书给您”，这就是《金庸小说的微声》。

林遥研究武侠多年了，之前他就是以《中国武侠小说史话》被冠以了作家的标签。

林遥写武侠，不限于武侠小说，涉足的是武侠世界。说起研究武侠的缘起，那真是说来话长。

十几岁时林遥就开始发表文章。2002年大学毕业后，做过两年物业工作，之后回到老家延庆，到延庆报社当记者。领导说报纸少不了副刊，了解林遥之前的写作特长，就让他在跑口的同时兼做副刊编辑。“那时正是纸媒红火的时候，我是好多家报社的通讯员，真是多姿多彩，过了三四年这样的日子。”林遥至今感谢记者经历，觉得为自己之后写作纪实类文章打下了“把东西写实，能够找到关键点”的基础。

再之后，延庆地区要建设延庆博物馆，林遥因为历史知识晓畅通达被调去文物管理所做文物工作。他说：“人的经历跟时代紧密相关，那段时间正赶上房地产发展，施工工地不时就涉及墓葬埋藏区，我们就要进行勘探。”林遥在文物部门工作期间经历了400多座墓的勘探。

几年这样的生活后，2009年，因为出色的文笔，他又调入卫生局写调研报告等大材料，那时的林遥还不到30岁。从大学毕业后，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没有停，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和三四本散文集，但他觉得缺少一部特别立得住的作品。

“2000年后，80后那一批作家很多是从‘榕树下’网站写出来的，像安妮宝贝、郭敬明、张悦然。那时在‘榕树下’，大家完稿的作品，广受欢迎的就会被贴小绿树叶，我也曾获得过好多小绿树叶。但是我感觉人家很快找准赛道坚持写下去了，我是干这个又干那个，把时间全抛掷了。”

后来林遥到区文联工作，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赛道：写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我之前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还写过两本武侠小说，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所以就想梳理中国2000年来的武侠小说发展历史。”

《中国武侠小说史话》，2012年动笔，2018年出版，又是6年的时间。

西南大学教授韩云波以《中国武侠小说史撰述的类型格局与武侠体验——以创作派林遥的武侠小说史撰述为中心》为题，写了2万多字进行专文论述，发表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3期。韩云波教授将武侠小说史的撰写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学院派，重视历史文献与历史传承；第二派是出版派，重视文化市场；韩教授称林遥为创作派，是为第三派，更关注武侠小说的脉络渊源和这种类型小说的成长。林遥的武侠小说研究比较吸引人，他会琢磨究竟是谁把点穴术第一次写进了小说？什么时候出现的内功？《中国武侠小说史话》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武侠研究的标签就此贴在了林遥身上。

从《金庸小说的微声》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他灵感的火光四射

林遥回忆，写武侠小说史，最大的痛苦是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写作‘利趋于前，名称于后’，大部分只是为了迎合市场，写得不太好，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并不太能读下去。”不过既然研究，就要进行分析比对，林遥当时给自己定的标准是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名下的作品必须通读，其他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名家的选读一半。而据他统计，武侠小说全盛期有接近300位作家，他要求自己至少读一部这些作家的作品。读到不好看的作品，又必须要读完，是林遥最痛苦的时刻。

武侠小说史写完，让林遥舍不下的材料还剩下不少，他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兴盛，因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跟时代分不开，我就开始琢磨写一个系列，从武侠小说的切面看时代，用长篇散文随笔的方法。”

他陆续写了几篇，比如《中国武侠全球传播史：外国人眼中的武功、英雄、侠义和江湖》，“金庸、古龙的小说都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印尼文、越南文、英文、日文、法文都有。我与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英文译者聊过，问他们觉得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曾经以为是招式，其实不是，对于翻译者来讲，最难搞定的是武侠小说中纷乱的人物关系和无法自证其说的时间线。”中国人读武侠小说对此往往忽略不计，但英文读者非常在意。林遥觉得这种文化碰撞非常有意思。

他接着又写了《香港的“大武侠时代”》《折断刀锋——古龙的“大武侠时代”》，这些文字不仅有研究所得，还有大量林遥第一手的寻访和采访资料。

《金庸小说的微声》算是“大武侠时代”的副产品，从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他灵感的火光四射：他写东邪与“药师”的数世因缘，写《神雕侠侣》有几处情节疏漏，写砍断杨过手臂的究竟是哪一柄剑，考证武当七侠之一的张松溪在真实历史上有着怎样的人生，探寻《倚天屠龙记》囚禁六大派的塔究竟是北京的哪一座塔……

《金庸小说的微声》封面图是水墨风格的令狐冲和任大小姐，由香港漫画家李志清先生专为此书所画。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有意思的插图，比如提到王重阳，就配以《列仙全传》里的王重阳；写到《射雕英雄传》，就辅以《射雕英雄传》1957年在《香港商报》的连载页面。

这些文章完成后林遥很开心，但写作的过程很痛苦。因为不愿偷懒取巧绕着写，林遥不知翻了多少本书，看了多少篇论文。比如他最近刚完成的一篇《江湖遗音》，内中提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说书艺人的困境。林遥打破砂锅地要知道困境从哪里来，要了解当时的物价、收入等等。他去翻天津的物价志、老报纸、连载小说。他记得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因为生活实在困难，穷人没有活路，被逼出了一个行当，下雨时候捡两块砖头，在路况差的地方等少爷小姐下洋车，用砖头给人垫脚，人家踩一脚，他在水里给挪一下，挣几个铜子。

说起评书头头是道，全是讲究

实际上，林遥的工作并不清闲，在他的工作单位，他负责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还担任区文联内刊《妫川》的执行主编。而除了这些，他的另一个工作是“说书”。“3月15日是周六，为纪念袁阔成先生逝世10周年，北京文艺广播举办了袁派评书的相关活动，我需要参加。如果平时周六没有活动，我就在书馆说书。”

说到评书，林遥随口就字正腔圆地说了一段，让我听得欣喜。令我没想到的是，十一二岁就喜欢听评书、如今说得如此好的林遥，最早的师父是录音机。“因为一天播一讲听不过瘾，所以就用收录机录下来后反复听。”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的评书他都录过。

坚持说长篇评书，林遥的目的是守摊儿，“守着，让人知道评书的原始样貌，同时我也会做新的评书项目，让人们知道传统艺术的创新性。”

林遥真正开始说书是在2015年，头一场说了两个小时，说完几乎站不起来了。“日出千言，不损自伤，这活儿是伤元气的。”

书场换过三个地方了，现在挪到了延庆区的新华书店。书店给他提供了一个场地，算是基本固定下来。林遥给书馆起名叫“凭书馆”，因为他的书房堂号是“凭栏迎雪阁”，首字与评书的评字谐音。另外，他觉得自己说书凭着一点心气儿，凭着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林遥拜了评书名家马岐为师。马岐先生是曲艺世家，父亲是马连登先生。林遥师兄弟三人，大师哥温振鑫，三弟周雷。三个人的团队撑起小小的书馆，每周六一场，准时演出，“现在有一点小名气，有人追着听，也有人带着孩子来听。”

师兄弟三人都能说大书，林遥的《西游记》，说了9年才说完，大师哥温振鑫说《哈利·波特》，已经说了10年。

评书讲究表、白、评，表演、道白、评论三结合。收徒弟，考验的也是这三条。林遥说起来头头是道，全是讲究：“一本书翻完，闭着眼睛默想，师父拆出一段，让你说多长时间，你都得能说，有这个能力，才算是学会说书。”原来评书不是背书，“光靠背这辈子也学不会评书。评书学到最后，就是要任意拆分、任意组合，都能说得让人听得津津有味，行话叫‘攥弄’。”

林遥对自己评书风格的评价是文人气过重，所以“短打书”（武侠书）到现在说不太好，“要的是打起来那种热闹劲儿，我说不精彩，行话叫拿不动这块活儿，这是我的短处。”但林遥只要抓取到素材，就能用评书讲出来。比如抗战胜利，他就可以做一部抗战评书，那就是30集的《平北英魂谱》；建党100周年，他做了百集评书《平北烽烟图》；2019年世园会召开，做了《评书话世园》；2022年冬奥会开幕，在北京体育广播做了一档《登峰：冬奥故事新编》；2024年做了50集评书《延庆长城演义》。这些服务于时代的新评书，无疑展现了传统曲艺的新风貌。

如果再贴标签，希望是“一个有文化的作家”

林遥说，作家徐则臣《北上》刚出版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个对谈，“他说的一点特别让我共情到自身。徐则臣是江苏东海人，他在淮安念书时，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运河边。他说睡梦中都能感觉到水的流动，他的作品也深受家乡地域的影响。我生长在北京北部的山区，小时候扔下书包，翻个山头用不到20分钟。我觉得这种成长环境预示着我不太懂得变通。遇到事情，有没有想过绕一下？想过，但从心里不肯，觉得不就是个山吗？绕过去多费劲，直接爬就完了。”

“我以长城为中心的创作不是很多，但长城那种坚固、那种凝视、那种连绵不断，对我的影响毋庸置疑，所以我做事情没有说一下做成的，都是很长时间。”林遥玩笑着说，“江浙作家散文的那种空灵劲儿，大概打死我也写不出来，这没办法，这是我走过的路。”

林遥现在特别想撕掉武侠研究者的标签，虽然他还在书写与百年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武侠时代，心头萦绕着武侠的悲伤与欢欣、成长和变化，但他想要探讨的是群体和时代的关系。

“如果再贴标签，我希望是‘一个有文化的作家’。”林遥对文化的定义是“文以化之”，“一个人通过大量阅读，沉浸思考，锤炼自我，再经由他表述出来的，就是我理解的文化。”

“我就是一个在长城外、山脚下长大的基层作家，没有太大的名气，也不能做畅销书作家，但我对得起写作者的身份。”林遥书房的书桌上有一座鲁迅坐像，背后的书架上是《鲁迅全集》，“鲁迅是我的偶像，写作时，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始终保持说真话的底线。”

因为对长城的熟稔，林遥接下来可能会写关于长城题材的小说，“书名可以叫《大明边墙》，长城修筑于明代，写那个年代守卫长城人的生活和境遇。”但林遥笑笑说，恐怕一时半会儿完成不了，“很多选题都是写了开头开了章节，没有结束的计划，限于体力，限于中年人的身份，也难。”责任编辑：孙妍(EN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