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中最大的错，就是争对错

心如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老年时给自己写的一首《自题画像》。

看来啊，苏轼跟许多喜读庄子的人一样，犯了一个惯性错误。那就是，逆境中才去读庄子。

顺时孔孟，是真孔孟；逆时老庄，则非老庄。

庄子的“不系之舟”是消极避世的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是乐在其中，而不是逆境中立志。

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苏轼是个好命人，生在山清水秀的眉山，是大宋第一饱学之士。

他21岁及第入仕，拜入欧阳修门下，与欧阳修、富弼、韩琦、司马光、文彦博都成了好朋友。

那个时候的宋仁宗，颇有点像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时期，拥有不同观点的辜鸿铭、黄侃、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能一起在北大共事，大家都可以拥护自己的观点学派，可以在一起辩论，因此成就了当时北大的辉煌。

容许有不同观点的人同朝为官，正是仁宗皇帝的胸怀。于是在仁宗时期，朝廷中聚集了欧阳修、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王安石、苏轼这些一代名士。

张居正曾经评价宋仁宗时代是“仁宗盛治”。

苏轼在仁宗皇帝时代入仕，是好命。但之后母亲、父亲先后离世，他丁忧了七年。再次回朝，仁宗皇帝已经不在了。

有好命而无好运，这就是苏轼的命运。

仁宗时代，大家有不同观点，也都在争论，但却能共聚一堂。

到了神宗时代就不一样了，大家还在争，但皇帝站在王安石一边。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看清了这一点，于是纷纷选择了退隐。

后来，大家争论的依然是变法，但其实已经跟变法本身无关了。于是，心灰意冷的王安石也退隐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连神宗皇帝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却更加想念苏轼。

神宗皇帝的态度给苏轼造成了一个错觉。苏轼误以为，自己应该有能力拯救大宋。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能看清楚苏轼能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韩琦，一个是司马光。

早些年，英宗皇帝曾想破格提拔苏轼，结果被韩琦挡下了。

后来，哲宗时代，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被提拔为翰林院学士兼知制诰，还要继续提拔时，又被司马光阻止了。

司马光当时说，苏轼的官职到此已经到达极限了。

司马光何出此言？因为他觉得，苏轼的能力、视野、格局，驾驭不了更大的官职了。

只是苏轼并没有认清这件事，所以还一直喊着，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牛不牛不知道，但司马光死了之后，苏轼开始了连贬生涯。

#02.

苏轼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在朝廷立足，是因为有一群像吕惠卿、王珪、李定、章惇这样的小人跟自己过不去。

苏轼郁闷的时候经常读庄子。

庄子说，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偏偏苏轼这人就喜欢议论。

那个乌台诗案的谋划者李定，为何要死死揪住苏轼不放呢？原来，这里还有一段传说中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苏轼跟佛印是好朋友。可是有一次，佛印告诉苏轼，自己跟李定是异父同母的兄弟。自己母亲死了以后，李定并没有丁忧。

苏轼就把这事写在诗里，结果李定差点让皇帝给整死。

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搞了一个乌台诗案，死死咬住苏轼不放。

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一半是人祸，一半也是时运不济。

父母双丧七年丁忧，让苏轼恰好错过鲜衣怒马少年时在仁宗时代大展宏图的机会。

苏轼有二妻一妾，个个睿智聪慧。却都在苏轼最需要她们的时候撒手人寰，真是时乖运蹇。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体小宇宙，往往越是在困难时候，越能爆发出超强的能量。

欧阳修被贬滁州，写出名篇《醉翁亭记》。

范仲淹被贬邓州，写出名篇《岳阳楼记》。

苏轼一生，他最大的政绩其实是在杭州西湖。但他文学的顶峰却是在黄州。因为这段日子，对他人生影响也最大。

苏轼心中始终都有一团火。所以走到哪里，他都能造福一方百姓。

在地方上做事，苏轼如鱼得水。但到了朝廷里，苏轼往往又无所建树。

王安石主政神宗皇帝变法时代，苏轼反对变法；哲宗时代（实际是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主政废除变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

而事实上，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赋闲在家的王安石曾经上书神宗皇帝，以“不以言语罪人”为由为苏轼说情。

司马光在任的时候，苏轼虽然多次言辞激烈的顶撞，但司马光始终没有排挤过苏轼。

显然，与王安石、苏轼、欧阳修相比，苏轼欠了那么一点稳妥。

如果说，前面三人是固执己见，苏轼有时候就是自以为是了。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

苏轼担任进士考试的主考官，黄庭坚、张耒为他做副手。

当苏轼看到一张考卷，觉得文章写得笔底烟花，就非常高兴地对二人说，这一定是咱们李廌的文章！

取了第一名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章惇的儿子章援的文章。

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一个错误。总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往往忽视了他人的看法。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越是你听不进去的观点，越是会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

苏轼的这个性格，让他在朝廷中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

有一次，苏轼在家吃饱没事拍着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里装的是什么？

一个说，是锦绣文章。

一个说，是满腹经纶。

侍妾朝云笑答，我看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的不合时宜终于再次为他招来了祸水。

#03.

司马光死后不久，高太后也病危。

高太后把苏轼拉到身边说，内翰，内翰，官家就交给你了。

苏轼本就是哲宗的帝师。高太后的话是托孤。

可哲宗亲政后，弹劾苏轼的折子向雪片一样飞来。

苏轼不堪其扰，主动请求外放杭州。

当然，他这次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无常，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苏轼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一点。不过，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这就是始终积极面对困境。

苏轼与王安石曾经各有一首名诗。

王安石的诗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苏轼的诗句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最高层，自然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身在半山腰，雾里看花，也是一种人生精彩。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王安石、司马光一样的智慧。

大多数人都是逆旅中匆匆的行人。或许自以为是归人，其实都是过客。

对于苏轼而言，他只是大宋的一名过客。

回首仁宗时代，的确群星璀璨。洪迈的《容斋五笔》曾经这样评价过“嘉祐四真”。“富公（富弼）真宰相，欧阳永叔（欧阳修）真翰林学士，包老（包拯）真中丞，胡公（胡瑗）真先生”。

仁宗时代人才辈出，却没有一人能有“周之姜尚”“汉之张良”这种安邦定国之力。因为人才的出现并不代表国运上升，而恰恰是国运颓势的象征。

果不其然，司马光主政时，让蔡京上了位。而另一个蹴鞠弄潮之辈高俅却出自苏辙门下。

但这不是司马光、苏辙之错。只是时运如此，恰该此等人物出世，无人能阻，何必争长短，纠是非，论对错呢？个中道理，不但苏轼想不明白，就连他推崇的庄子也想不明白，老子更不明白。

道可道，非常道。倒不如说，道可道，无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