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不同地域的阳明学派

7月27日，继23种新书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发布之后，贵州省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阳明文库》（孔学堂书局出版）又在济南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亮相。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阳明文库》的三卷本《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中国人文和自然环境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面世，引起热烈反响。

创设于明代中叶的阳明心学，如何在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语境中传承、发展和转换？它经由怎样的传播路径、传播方式，并形成了哪些地域流派？这套书的内容用专业人士的话来说就是“从思想史、文化史、地域史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与中国各地域社会、文化的关系做了综合梳理、介绍和研究，首次全面展示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在明清至近代流传的真实面貌”。

但也许我们还能从另外的角度来概括和介绍这本书。毕竟时下阳明学很热，难免让普通人也怀揣好奇，更不用说“学派”之说所唤起的兴奋点——谁是创始人？哪些是传承人？后传弟子如何将其发扬光大？又有哪些情深义重和兴衰更迭的往事？

即使是学术著作，同样需要探寻路径，与普通读者产生链接。这也是作为集学术上的权威性与规模上的唯一性于一体的出版工程——《阳明文库》的另一种努力和“野心”。

从“姚江学”和“王门七派”说起

阳明学在当年有多红？明代学者王士性（1547—1598）宦游江右之后写下的感受中有一句“家孔孟而人阳明”，足以显示阳明学传播的盛况。那时的江右就是今天的江西和皖南西部，江右王门，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阳明以后的王门分成的七派之一。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境内有姚江。黄宗羲称阳明学为“姚江学”，阳明学派也就被称为“姚江学派”，很符合根据地名来命名流派的传统。近代意义上的“阳明学”概念，则发源于日本的明治时期，当时在日本有一大堆以“阳明学”命名的研究论著。

《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中国人文和自然环境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主要作者钱明研究员，在书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地域差异性和阳明学的多样性，认为阳明心学是从明代中叶的各种地域文化语境中传承、发展和转换而来，“只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来阐释和剥离阳明学派，就很可能会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现象”。

所以，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划分的王门七派——浙中、江右、南中（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的大部分地区）、楚中（今湖南、湖北）、北方、闽粤、泰州（明清时泰州属扬州府，辖如皋县），这套书中则依据当今中国的行政区划，将其分为浙苏皖、江西和南北方三卷。

关于“黔中王门”的共识

钱明研究员与30多位同仁花了3年多时间，沿着阳明生前到过的15个省市，寻觅阳明的遗迹以及阳明学派传人的情况，梳理出以浙东为中心的阳明心学的4条传播路线（江西、浙江、安徽、江苏）、5个传播区域（绍州、赣州、吉安、泰州、潮州）的详细情况。

对于原有的王学门派，该书认为，存在“一些重要地域的遗漏”。比如黔中王门，阳明在龙场悟道，创立心学，并在龙冈书院、文明书院设坛讲学，“遂使讲学风气大盛于贵阳”。书中还引用徐节《新建文明书院记》所称：“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所载：“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只是因为阳明“与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郭子章《黔记》），致使如今可考者寥寥无几。进而得出结论：“是故阳明学派中理应有‘黔中王门’的一席之地。”

该书认为，被《明儒学案》遗漏的黔中王门、桂中王门，不仅可以单立门户，还可以作为阳明学向文化边缘地区传播的成功范例。“其中黔中王门讲的人较多，学术界已基本形成‘黔中王门’之共识，曾出现过水西（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阳明学重镇”。

像一个响亮的回应，孔学堂书局《阳明文库》的“黔中王学”书系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据孔学堂书局副总编辑张发贤介绍，该书系分为“黔中王门古籍整理”和“新黔中王学”两个系列，后者拟收录顾久、张新民、王晓昕、王路平、赵平略、张春香、龚晓康、张明、王进、邓国元、任健等当代贵州学者的阳明学专著。

“黔中王学”书系也是《阳明文库》的“重头戏”。孔学堂书局总编辑苏桦认为，该书系的意义在于努力挖掘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承和发展，以图书集成的形式向世界展现黔中学者对王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以筑牢贵州文化自信的基石。

地缘、血缘和学缘

在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义禄看来：“一个学派要为当代与后世人们所认同，唯一的前提是广为流传。”阳明学派即是如此。王阳明一生以讲学为己任，有亲传弟子270余人，遍及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山东、陕西、河南等省。就中国古代学派而言，亲传弟子超过百人，声势就是很浩大的了。

朱义禄教授的《“家孔孟而人阳明”》一文，是这样理解该书所述的“地缘、血缘与血缘”的：王阳明传人中，在各地均有家族世代相传的情况。依靠传统的宗法关系而代有传人，这就是“血缘”；一种学说有了“血缘”的因素，学术上的“地缘”就扎下了根；至于“学缘”，指的是阳明心学对士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简易明白但不像陆九渊那样过于简陋。“王阳明是一个把生命与讲学合为一体的人。服膺他的，就收为学生；不服膺他的，经过争论之后，也会收为作学生。这就是‘学缘’。”

传播过阳明学的地区，因王阳明的讲学背景、传道心境尤其是各地文化资源和吸收消化程度的不同，使得各学派之间存在不小差异。钱明在本书开篇写道：“浙中、江右、南中可以说是他的苦心经营之地”,“黔中、粤中、桂中可以说是由阳明播撒种子而由其门人精心耕耘之地”,楚中、闽中和鲁中，是阳明学传播的边缘地区，而泰州王门则带有其他地域王门所少见的鲜明个性。

学术著述也有趣味

相比众多阳明学研究著作，这本书大概更能让不同读者进入。因为它主要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有关王阳明的活动史、讲学史和思想演进史及其后学的传播史、发展史和分化裂变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很强的“故事性”。

单看目录就能感受到趣味。例如“王阳明与贵阳”一章的标题就包括：拜访贵阳詹氏家族；到贵阳养病；在贵阳欢度新年；到贵阳送别好友；讲学“文明书院”；贵阳南门辞别贵阳学子——是不是每一个都充满了“摆龙门阵”的画面感？

而其中的确充满了故事需要的来龙去脉、场景、细节和人情往复。比如在“在贵阳过新年”一节里，可以看到已然完成“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如何在贵阳与友人愉快地玩耍，度过1509年新年第一天。他甚至在“十里不同天”的贵阳经历了一场“城里夕阳城外雪”的奇景：放眼望去，城里夕阳正红，而城外却白雪满山。“到贵阳送别好友”一节，则可以读到很多的贵阳旧时风貌。比如“王阳明在贵阳送别友人的地方有两处，一是贵阳南门外，出南门往东，即可前往湖南、江南和中原；一是贵阳西郊的头桥、二桥、三桥，出贵阳北门经此，向西可往云南”。又比如阳明还与友人去到贵阳东门外的栖霞山（东山）仙人洞、西门外的“太子桥”（太慈桥）等地。500年后读到这些地名和景致，古今参照，直教人兴趣盎然。

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起源地，黔中王门在一百年间传承了四代弟子群。王阳明在夜宿贵阳城的弟子家时曾作有《夜宿汪氏园》一诗，最后两句是：“他年贵竹传遗事，应说阳明旧草堂。”满满都是对龙场所悟之道和对弟子们传道的期许。而今，阳明心学正走向世界，地域流派正各领风骚，诗中所述，俱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