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建立的鼎力支持者：高杰，一生跌宕起伏、毁誉参半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这段时期内发生了很多大事，而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明清政权的交替。自崇祯皇帝去世之后，明朝先后建立了四个南明小朝廷，其中以弘光朝廷最为出名，且有别于后期其他南明政权。首先弘光政权拥有正统性。其次是弘光政权可以依托洪武旧都，利用完整的领导班子，更好的控制当时的明朝。

其中“四镇”势力在弘光政局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以高杰最为特殊。

高杰此人，出身农民军，因儿女之情反出旧主李自成阵营，并与之刀兵相见；入官军征讨农民军，却残暴滥杀；弃北都，觊觎扬州之富，却感于史可法，从而力保南都，辞拒清廷，全力北伐；狡诈多变，却大意身陷睢州。此一人，足见人性之复杂。

他以及他的部下对于弘光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

高杰本人

高杰一生波折，曾追随诸将站在不同立场征战，高杰的出身，没有详细记载，大都写其与李自成同乡。毕竟当时人口千千万，记载自然是挑出名的来，对高杰记载详细，也正是开始于他背叛李自成投降明军之时。

投降明军后，高杰先是隶属于贺人龙攻打农民军，不久就取得关山镇大捷，崇祯十三年，高杰又在兴安寒溪寺盐井打败张献忠。大概贺人龙所部大多是农民军的降军，所以其他农民军投降时更愿意归属贺人龙部队。

直到崇祯十五年时孙传庭主政陕西时，怀疑农民军之所以屡剿不尽，是因为贺人龙私通农民军，而上报皇帝杀之。贺人龙死后，高杰就归孙传庭管辖，被任命为游击，跟随孙传庭征讨李自成。大抵因为高、李二人之矛盾不可和解，而高杰又熟知农民军虚实，孙传庭对高杰赋予重任。

崇祯十六年后，高杰被提拔为副总兵，率领中军。当时孙传庭大规模招降农民军由高杰统率，这些人知道农民军的虚实，作战往往大胜。后来在随孙传庭征讨豫西南时，明军乘胜而入，此战失败，但原因是崇祯十五年后的明军对农民军战斗时已经不占上风，这种状况不是一个高杰所能改变的。

而且当时明军对农民军作战时也并不是都十分英勇，降将中与农民军私下结交的大有人在，还有粮饷不继、兵源不足等原因的影响。

但高杰在这一系列战役中也显示出了他的战斗才能与其部的战斗力，如在崇祯十五年时孙传庭一直想收复南阳，让高杰作为全军先锋，获得冢头大捷，并向北追击李自成六十余里。罗汝才绕出官军后攻击，想要救李自成，明军后军将领左勷害怕奔逃，众军从之，兵败如山倒，明军损失惨重，唯有高杰一部损失较轻。

高杰本人农民军出身，其部也经常烧杀抢掠，当时并无忠君效死之心，且高杰本人私怨至上，他与白广恩二人斗怨也是陷孙传庭于兵败的原因之一。

他跟随孙传庭作战也因为其与李自成有仇怨，一旦孙传庭身死，他无力独挡李自成，必然选择避其锋芒，或奔或逃。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的潼关之败，高杰一听闻李自成兵至就奔逃。潼关败守，高杰奔逃至延安，再由延安渡河至山西。

李自成派遣一部想要攻入汉中没有成功，当时高杰在绛州，听说李自成将要东渡，为避其锋芒就连忙分道东走到蒲州，而且怕部队目标过大，行动不变，故而将部队分开。

到平阳陷落时他又奔到泽州，高杰由陕西一路东奔，西顾回秦晋已经不可能，北上就是靠近京城，而引农民军流向京城也是死罪，从山西过河进河南无险可守，且中原早为李自成势力范围，如果高杰不想一直东奔入海，就只能一路越黄河入江淮，前往富庶且没有战事的江南。

这就为高杰入江淮，结交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弘光帝，并且位列江北四镇，拱卫弘光政权安全，对弘光政权产生重大影响埋下伏笔。

当时高杰一味避敌并没有受到崇祯皇帝的切责，并且因为钦天监奏帝星下移，崇祯帝决定大封诸将，诏封总兵吴三桂等人，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等人被封为伯，就这样高杰从降将一路由游击升至副总兵、总兵。升任总兵不久，北京陷落，高杰南奔。

高杰南至

当时北中国整体秩序混乱，而南中国却显得有些宁静，而这混乱与秩序的南北中国分界线便是淮河。时任淮抚的路振飞极力稳定淮河一带安稳，当时逃兵大量南下，江淮一带军民大为震恐，路振飞派遣副将金声恒防守徐川，以阻止逃兵与混入逃兵中的农民军。

高杰由山西一路南下，先至徐州，后至淮河被淮抚路振飞所阻，藩王中福王、周王、潞王、崇王等四王也因为躲避农民军而同日抵达淮上。李自成的农民军步步紧逼，意图席卷东南，高杰等人仓促欲向江南靠拢。

他虽然仓皇而逃，以避李自成，但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而去攻城略地，被阻拦后，便率兵暂驻此地。高杰南奔虽然被路振飞所阻，但他非常想要维护自身的安稳以保存实力，而这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也想结好他以作他用，在高杰从怀庆府渡过黄河向南逃跑的过程中，马士英命庄朝梁在徐州接应了他。在马士英的引领下，高杰率部下绕过淮安经凤阳渡淮河南去。

这时高杰与刘泽清行动保持一致，高杰与刘泽清起初并无矛盾，且二人都是由北方南奔来的将领，二人相约一起渡江，想要寻找一地安插家眷。

虽然他们目中早无朝廷，但也无意对抗朝廷，况且这时并没有明政权指挥他们，高、刘二人的行为虽引发负面舆论，倒也非大逆不道，加上局势混乱，所以朝廷对待他们的态度不是雷霆之怒，而是慰问性的劝谕。

职方郎中万元吉到达高杰军营，劝诫他约束兵丁听朝廷命令，高杰执意要将家眷安置在江南，万元吉晓之以理，要求高杰等人将家眷安排在淮南而不是江南，以避免朝廷因满朝的反对之声，而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高杰等人听命。

高杰在淮河一线徘徊，但是终因扬州富饶且靠近南京，想将扬州据为己有。于是在崇祯十七年四月间，高杰率领其部下骁将李成栋、杨绳武等十三总兵，号称军队四十万，过邳、泗之间，到达扬州城外焚掠抢杀。

扬州人不想让高杰进入，就拿出一部分钱粮以劳军之名，其实是想用赎买的方式，换取高杰离开扬州。高杰不听，其实高杰贪图扬州，不仅仅是因为扬州的富庶，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扬州的战略地位。

扬州之争曲折甚多，最后结果是高杰放弃扬州而驻瓜州。高杰声名之坏因为围城灭口，与其他藩镇如黄得功有嫌隙也是因为兵争扬州，但也是因为扬州纷争，史可法赴高杰军营，调解扬州与高杰的矛盾，高杰得以亲见史可法的风采。

高杰后来的归心朝廷，尽心北伐，急赴国难都以此为始。

在争扬州一事后，高杰南奔的步伐就此止住，没有再往更南的想法与行动。从此他开始为弘光政权效力，并与弘光政权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

拥立皇帝与封伯

由于当时消息传播较慢，加上当时混乱环境，信息不能有效传达，且多有讹传之事，传言有崇祯逃出北京等消息，而北京陷落、皇帝身死的确切消息到四月中旬才传到南都，南京诸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暂且停止对北方用兵，他们认为目前维护南方安宁，以图日后进取更加重要。而日后进取大业的先决条件就是拥立一个新的皇帝。

在崇祯死讯传到南京时，最初诸大臣尚不知福王也在淮地，候选对象是瑞王、惠王、桂王和潞王，大多数人认为潞王是最佳人选，因为首先潞王近、其次也有贤德之名，他曾屡次上疏，显出忧国之心。

而马士英、阮大铖知道福王在淮地，阮大铖力劝马士英居奇货而共图富贵，成文信、魏武之功，“挟天子以令东南”，而后诸大臣方知较潞王伦序更近的福王也在此地，但在拥立皇帝问题上，原南京守备体系及南都行政体系大多看好的不是福王，而是潞王。

其中史可法的态度举足轻重，但起初史可法对立谁为皇帝，并无确定想法。在其他反对福王的官员建议下，史可法声明福王失德。

马士英等人迅速行动起来，决定立福王为帝。马士英与阮大铖立福王，因为他们与东林等旧臣有仇，若福王被立为天子，东林党人必然没有好日子过。在崇祯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南京众大臣在立帝问题上议论纷纷，没有做出决定，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已经发兵护送福王到了仪征。

马士英的兵力在当时并不占优势，甚至可以说起不到太大作用，于是他联合其他有实力的将领，对南都中尚未拿出意见的诸位大臣形成事实上的军事要挟。福王支持派的动作迅速且实力强大，以军事实力拥立福王至江上，其实是以武力威胁南京文臣同意立福王为帝。

高杰在这场武力威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福王登基，高杰功劳甚大。

高杰凭借他的军事实力，在拥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在南逃大罪中，意外获得“定策之功”。

高杰由逃将变为负责南京安危的镇守藩臣，身份的转变使他对弘光政权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