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蛮横的组织，能掌控皇帝生死

“家天下”的这个制度的缺点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就被说过，指望一个“人治”的社会，是不可靠的。封建社会大权都掌管在君主一人的手中，皇帝都喜欢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状况的好坏就因此全部取决于君主个人素质的好坏，对于想法理性现实的中国人来讲，这事儿非常不靠谱，就连隋唐这样的盛世，都无法保证君主个个都是杨坚和李世民。

当然作为皇帝来说权力越大越好，但是国家小还管的过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管理之事不能事必躬亲，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是每个帝王的愿望，因此就有了宰相，文武百官，来协助皇帝管理好国家，不过这只是外朝的事儿，而且这一切都没有跳脱出“人治”的缺陷，除了共享治国权力的外朝，皇帝还有庞大的家族需要管理，因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管理“家事”的组织，这个组织只能“宦官”加入。

家事和国事之间的冲突自古有之，从来没有停过，每朝每代都有内政干涉外政之事，大到谋朝篡位小到女人家对朝政指手画脚。但宦官这个问题对很多朝代来讲，都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在中国屡见不鲜。今天我们来说唐朝中后期的宦官问题。

应该说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之乱具有相当的规模，祸害时间贯穿整个中后期。这种混乱造成的原因还是要从皇帝和宰相的权力之争说起。虽然天下是皇帝的，宰相听命于皇帝，但是更多实行具体政事的权力掌握在宰相的手里，在唐初，宰相不仅有权管理外政还有权参与内政，所以宰相才被称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宰相权力过大皇帝就成了摆设，这在唐初还不明显，因为君主更为强大，国家又蒸蒸日上。

到了中唐时期国家再不像以前兴盛时期，种种问题都开始暴露，皇帝发现了宰相制度的弊端，唯恐被篡夺了权力，在恐惧之下，将内政和外政的权力分开，宰相主外，而内政则交给宦官来对分宰相的权力。因此设立了枢密使，到了唐末门下中书的文件需要通过枢密使审阅才能上传，这种方式叫做“贴黄”，这时宦官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

到唐德宗时期宦官权力有了进一步改变，由于唐德宗个人经历过朝廷重臣的背叛，导致自己流亡，对此耿耿于怀的他生怕再发生这样的事儿，进而将禁军交付太监管理，这也难怪，太监这个职位本来就是和君主交往最密的角色，皇帝当他们是“家里人”更为信赖也无可厚非。但是别忘了这始终还是“人治”，“认为”和“觉得“都不是法制，根本不作数。

有了权力就能改变人性，宦官一旦掌了权，也能生杀。自唐德宗之后，太监霍乱内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统计下来，唐朝由于宦官的问题，唐敬宗被谋杀，唐顺宗被逼退位，还有八个人被推上皇位（代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俨然谁来做皇帝成了太监说了算的事儿。更有甚者在唐文宗时期，发生了著名的针对太监仇士良的“甘露之变”，结果事变失败，造成仇士良大肆屠杀朝臣的恶果。

不过仇士良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唐武宗的亏。唐武宗上位之后和宦官的矛盾日渐暴露，唐武宗还是非常有魄力的联合宰相李德裕让仇士良“告老还乡”了。关于为什么唐武宗能做到这一点，除了皇帝和宰相的个人能力之外，还是要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博弈的问题。虽然唐朝的宦官有内政权但是他们还是离真正的权力之路有一段距离，关键的还是外政和内政权力统一，这点上皇帝和宰相一合力，宦官肯定无可奈何。

遗憾的是，明朝的宦官就学奸了，吸取前人的错误，最后各种祸国殃民。不过话说回来，从本质上来说，封建统治有其局限性，如果不是太监的问题，也会发生其他问题造成王朝统治失败的，清朝就是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