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大暴发的时代,每天都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新闻资讯!
虽然有大数据推荐,但面对海量数据,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您通常无法真正有效地获取您感兴趣的资讯!
头条新闻资讯订阅,旨在帮助您收集感兴趣的资讯内容,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可以有效节约您获取资讯的时间,避免错过一些关键信息。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宦官是一个尤为特殊的群体。
他们身份卑贱,却是离天子最近的人,他们久居深宫,却有可能影响政局,搅弄风云。细数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若要评选出其中之最,必然是明朝。
明朝宦官,可谓是权倾朝野,风光无限。但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面对如此嚣张的宦官势力,明朝的大多数皇帝竟然都很“佛系”,似乎完全不在乎。
这究竟是为什么?明朝宦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宦官与皇帝之间,又达成了何种微妙的平衡?
让我们走进历史,追寻原因。
一、有才之士:宦官的另一面
提起宦官,人们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往往是坏印象。但实际上,明朝的宦官有着另一面,这批宦官极富才干,凭借着能力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比如,明朝前期曾出现了一群极其特殊的宦官:安南宦官。
朱元璋登基后,明朝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宗藩关系,安南便是其中之一。安南是最早归附明朝的藩属国,这种积极的态度赢得了朱元璋的好感。为了进一步加强宗藩关系,朱元璋下令,挑选安南人进入明朝宫廷,安南宦官集团由此诞生。
宣德年间,安南宦官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权倾朝野。
宦官王瑾、金英、范弘都深受皇帝信赖,不仅能够参与战争,处理军务,甚至还手握免死诏书,比一般的朝臣待遇更高。更难得的是,这批宦官并未恃宠而骄,霍乱朝纲,反而在稳定政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批安南宦官大多自幼跟随在皇帝身边,接受过系统的文书训练,因此具备处理政务的基本能力。
他们以外族人的身份立足宫廷,常常能在皇帝处理外族问题时提供新视角,明宣宗在处理交趾郡事务时,就尤其喜欢征询安南宦官的意见。
不仅如此,这批安南宦官与内阁阁臣也关系良好,杨士奇与杨荣都曾与他们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
杨士奇甚至公开夸赞过安南宦官阮安,认为他“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为大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化年间,明朝宫廷内也出现了另一位“模范”宦官怀恩。怀恩执掌司礼监长达二十年,司礼监是内务府十二监之首,掌印太监更是直接执掌批红大权,可以参与国家机密事务的决断。
如此荣宠,并未令怀恩迷失本心。在他的领导下,司礼监恪守本分,从不轻易插手军国大事,赢得了文臣们的尊重。
西厂设立,汪直得宠后肆意构陷朝臣,怀恩更是挺身而出,于危难中解救了一批大臣,并劝说皇帝严惩西厂。
更令人动容的是,怀恩虽身为宦官,但仍然心系国家,不忘为国家举荐人才。朝中大多数贤才都曾受到过怀恩的庇护。怀恩死后,他的后继者陈准深受影响,陈准在任期间,东厂从未生过事端。
由此可见,明朝宦官集团充满多面性,这批宦官才能品性俱佳,让这样的人执掌大权,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皇帝自然不可能反对。
可惜的是,这批宦官毕竟是特例,明朝大部分宦官都不具备如此才华。但是,即便是资质平平的宦官,对皇帝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制衡利器:宦官与文官集团
对皇帝而言,宦官在朝局上有着无可取代的特殊作用,简单来说,皇帝需要宦官,他们是制衡文官集团最有力的武器。
内阁是文官集团的领头羊,皇帝、内阁与宦官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与明朝独有的中央政治体系有关。
在讨论明朝前,我们必须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那便是皇权并非万能。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天子,上承天命,皇权至高无上。
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王朝均信奉儒家文化,皇帝在终极目标是成为贤明君王。按照儒家的说法,贤明的君王必须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从谏如流。
因此,在中央政治层面,皇帝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无法真正的随心所欲。
而在制约皇帝的各种因素里,宰相最具地位。宰相不仅是位高权重的大臣,更是文官集团的首领。
有时,皇帝与文官集团合作良好,双方皆大欢喜,但更多时候,皇帝与文官集团存在分歧,双方必须在朝堂上争夺话语权,推行自己的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宰相与皇帝便存在着天然的分歧。因此,皇权与相权之争,想来是中央政治领域的核心矛盾。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案,直接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引发朝局震动。朱元璋认为,只要从根本上铲除相权,皇帝便再无敌手。
但是,政治远比朱元璋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宰相消失,皇帝一方面大权独揽,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内阁飞速发展。最开始,内阁的权力十分有限,可历经几代皇帝后,明朝内阁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宰相机构,内阁首辅甚至不用受到传统相权的约束,拥有着超越历朝历代宰相的政治影响力。
内阁的胜利,意味着文官集团爬到了皇帝头上。在此情况下,皇帝必须培养出能够制衡内阁的新势力,那便是宦官集团。
相较前代,明朝的宦官集团要显得“正规”许多。明朝为宦官专设了“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与八局的总称。其中,司礼监权力最大,而司礼监所拥有的批红权,恰恰是为了制衡内阁所拥有的票拟权。
按照规定,明朝所有文书都要先送至司礼监,然后再交给皇帝。皇帝阅读完毕后,会写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将文书退还给司礼监,经由司礼监交送内阁票拟。
内阁依据皇帝旨意票拟,票拟完成后,再将文书送至司礼监。倘若司礼监认为票拟可行,就会上报皇帝,皇帝同意后便可批红执行。
但是,倘若司礼监不满意内阁送来的票拟,便有权力退回,让内阁一次次修改。
如此一来,明朝宦官不仅能够全方位知晓军国大事,更可以直接干预决策,权力极大。明朝皇帝通过扶持宦官来与内阁抗衡,实际上是想要节制整个文官集团,避免他们在朝中独大,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那么,朝中势力纷繁复杂,皇帝又为何偏偏要选择宦官集团呢?
三、权力来源:宦官与皇帝
皇帝之所以偏爱宦官,归根结底是因为安全,宦官的权力来源是皇帝,无论他怎样权倾朝野,本质上仍要受到皇帝控制。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里,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最尊贵的是皇帝,皇权来源于上天,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除了皇帝外,士大夫获取权力的最重要手段是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后,普通人便能入朝为官,参与政治事务,犹如鲤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儒家文化赋予了科举神圣性,这是一种被全社会所认可的上升途径。
至于武将,兵马就是他们最硬的底气。有了兵马,武将便拥有了军事上的实权,这种权力是力量上的绝对压制,同样充满说服力。
但是,宦官与文臣武将均不同,他们既不是科举的胜利者,也无法指挥千军万马,归根结底只是皇帝的宠臣。一旦某天宠爱消失,这些看似风光的宦官也将一无所有。
纵观明朝政治,在宦官集团与文臣集团的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皇帝。皇帝偏向哪一方,哪一方便更容易占上风。
明朝政治并未脱离中国古代政治的大框架,本质上仍是在考察君主本人的能力与品性,君主贤能时,便能平衡宦官与文臣间的关系,让他们将力气都用在国家发展上。
而当君主昏庸时,宦官便有可能压倒文臣,霍乱朝纲。但是,宦官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绝不可能反过来威胁皇帝。
而这些所谓的明朝昏君,往往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可以因为种种原因听信小人,宠爱宦官,但绝不可能失去权威。
明英宗时期,宦官曹吉祥率兵迎明英宗复位,随后奉命总督三大营,一时权势滔天,得势后的曹吉祥肆意残害忠良,酿成一桩桩惨案。明英宗看似放纵,但当曹吉祥威胁到皇权时,仍毫不留情的将其逮捕处死。
宦官汪直曾是西厂首领,深受明宪宗宠爱。曾经,内阁大学士与兵部尚书联名上书,也未能撼动汪直分毫,甚至还落了个先后离职的悲惨下场。
但是,当汪直企图染指海上贸易,利用走私活动培植自己的势力时,明宪宗立刻出手,同样将其处死。
明武宗年少即位,认同宦官刘瑾,刘瑾蒙蔽幼主,把持朝政,甚至可以肆意奚落与玩弄文臣。但是,武宗去世后,明世宗一即位,便着手肃清朝纲,将刘瑾凌迟处死。明世宗在位四十余年,宦官集团受到了空前打压。
同理,明神宗后期不理朝政,重新宦官,利用宦官敛财,这些宦官坏事做尽,但始终对明神宗忠心耿耿,不敢有半分逾矩。
崇祯皇帝即位后,先是启用东林党,追杀宦官,促成了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间的最一次较量。待两方实力均削弱后,崇祯皇帝抓住机会独揽权柄,确立了皇权的权威性。
由此可见,宦官根本无法对皇帝造成威胁。宦官自始至终都只是皇帝的工具,有时为皇帝解闷,有时为皇帝打压文臣,有时为皇帝干脏活。
宦官凭借这些得到皇帝的宠爱,从而握有一定的权力。可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始终不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皇帝想收回随时都可以收回。
更重要的是,相比文臣武将,宦官都是“孤家寡人”。
宦官无法拥有子嗣,这不光意味着他们缺乏继承人,更意味着宦官无法与朝臣结党,二者之间不可能形成牢固的利益联盟。
文臣武将家族之间可以联姻,通过血缘将强大的家族联合在一起,共享权力,从而对皇帝造成威胁,但宦官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来自外族的宦官,如安南宦官,甚至无法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网,这些宦官身处异乡,身份敏感,与故乡的所有关联都被切断,他们深知,唯有好好替皇帝做事,才有可能博得一线生机。
面对这样的宦官集团,明朝皇帝自然有恃无恐。但讽刺的是,明朝的衰落的确与宦官息息相关。
尽管皇帝能控制宦官,但却无法抹去宦官带给朝政的伤害,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一次次反复的斗争中,大明的国力日渐衰微,最终走向灭亡。
以上内容为资讯信息快照,由td.fyun.cc爬虫进行采集并收录,本站未对信息做任何修改,信息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快照生成时间:2024-04-07 17:45:01
本站信息快照查询为非营利公共服务,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信息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