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种岩花次第开

本文转自：桂林日报

图①：李渤诗拓片。 记者杨湘沙 翻拍□本报记者杨湘沙

之前说过，表弟卢遵任全义县令的时候，在永州的柳宗元有没有来过全义县——也就是今天的兴安——有没有观赏过灵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本地学者考证，柳宗元其实应该是来此地观过景的。

好吧，即使那次没有到兴安，没有到灵渠，这次被贬柳州，柳宗元一定是经过了灵渠的。原因很简单，他到桂林城的第一站就是城北的望秦驿，那么，一路顺风顺水，从永州过来，必经全州、兴安。而经兴安，走水路，自然免不了过灵渠。

至于为什么柳宗元留下了关于訾洲岛的名篇，却没有留下关于灵渠的只言片语，可能里面的缘由也很简单：当时的灵渠已经接近废弃状态，十分缺乏维护，因此乏善可陈。

灵渠的这种破落局面，要到后来的李渤来桂林任职后才彻底改变。

若值浮邱翁，从此谢尘役

李渤来桂林之前的灵渠是个什么状态呢？大概率就是柳宗元被贬柳州途中看到的凄凉景观：年久失修，堤坝塌毁，泥沙淤积，水位抬高，因此汛期大水漫堤常有水患犯民。所以，作为过客的柳宗元看到此情此景，心里应该也是有些失望的，没留下关于灵渠的只言片语，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李渤不同，他是桂林的一把手，不能就这么看着灵渠衰败下去。他总是要做些事情的，而灵渠就是他下手的第一要务，也是能迅速见成效的业绩。所以，李渤重修了灵渠，并且在其中加入了创造性的举措。

之前秦朝的史禄修灵渠时，为的是打仗运输粮草兵马，东汉的马援修灵渠，目的也是为了运输通畅。但南越平定后，马援一撤，灵渠的维护保养就成了大问题。几百年下来，到得李渤这里，灵渠早就破败不堪了。史料记载称，这个时候的灵渠，如果是要逆水行舟，往往一条船就要征发几十个民夫拉纤，搞得灵渠边的百姓苦不堪言，纷纷逃离。对于这样的现状，从北边下来的李渤，自然是看在了眼里的，所以，他第一时间把重修灵渠、试图恢复往日的繁荣景象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渤这次修灵渠，并非简单的疏通，而是带来了两项新技术，一是铧嘴，二是陡门。

铧嘴的作用主要是分流，将来自海洋河的水三七分，三分往灵渠，通往大溶江，连通漓江；七分去往湘江，毕竟那里原有的河道宽敞，能容纳更多的流量。

陡门的作用是立闸蓄水，这样做下来，只要一两个陡工，相对轻松的工作量，就能解决灵渠水量不足时的行船以及船只顺逆行的问题，被认为是史上最早的船闸提升系统。

这样的举措，以及这些举措对当地百姓带来的好处，当得桂林人一记。

李渤让桂林人铭记在心的东西还有一样，那就是旅游开发。按史料记载，他至少开发了两处景点，一个是隐山，一个是南溪山。

这样的做派，有没有受过柳宗元或者裴行立的影响，史书没有记载，但从一位跟他一起开发景点的下属吴武陵的官场轨迹来看，这里面的可能性不小。

李渤是唐宝历元年（825年）出任桂州刺史的，而柳宗元在七年前写下了关于桂林訾家洲岛的名篇。吴武陵和柳宗元一起在永州待过，交情匪浅，你要说有吴武陵跟在身边的李渤没读过柳宗元的《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就像锦马超不知道猛张飞是谁一样，谁信啊？

前任裴行立开发了訾洲岛，在訾洲岛上建了亭子，柳宗元为之写了文章，因而青史留名。李渤弄完了灵渠，大方向和技术细节一定，后续事务自有下属跟进，他只要在桂林待着随时掌控进度就行了。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歇着啊，还有大把时间，怎么办？去郊区走走吧，于是他先发现了隐山。

李渤是在和副史吴武陵一起在城西发现的隐山。据本地学者考证，当时的隐山，从远处望过去，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小石山，看上去像一堆“乱石叠盘”，并无引人入胜的“奇峰怪壁”，并且杂草杂木丛生。但等到两人登临此山后，却欣喜地发现这座小石山，居然到处有洞，“洞皆有水，不异凿出”，并且，洞与洞还彼此相通，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各种奇特的钟乳石琳琅满目，火把一照上去，晶莹剔透，把人眼都晃得花，宛如仙境。

以李渤的审美水准和桂州刺史的财力，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么一个大发现呢，“兹山之始，与天地并，而无能知者。揭于人寰，沦夫翳荟，又将与天地终。岂不以其内妍而外朴耶？君子所以进夫心达也。吾又舍去，是竟不得知于人矣”。以李刺史之能，岂可让如此美景沦落到无人知晓的境地，改变由我开始。于是，接下来的工作自然就是“开置亭台，种植花木”，在山顶和各个岩洞处建造了庆云亭、朝阳亭、夕阳亭等供游人休憩的场所。作为一把手，给岩洞题名必须亲自来，于是就有了朝阳、夕阳、南华、北牖、白雀、嘉莲六个洞名，“隐山六洞”就此得名，并流芳百世。

作为副史，吴武陵的笔力也许略逊柳宗元，但他也留下了《新开隐山记》的美文，“溪横五里，径二百步，可以走方舟，可以泛画鹢，渺然有江海趣”，水面浩渺，颇有江海的感觉，可想当时隐山四周溪潭构成的水系有多广博了。

韦宗卿也有《隐山六洞记》，“丝竹竞艺，宾僚满觞，歌声遏云，舞影临水，取乐今日，乡心暂忘”，这字里行间，颇有些不知人间是何处的感觉了。

有意思的是，826年，李渤的哥哥李涉被贬到南海做官，经过桂林时，自然也是要去隐山观摩一番的，然后便有了《元岩铭并序》一文。文中对隐山赞不绝口，最后直言“酒一卮兮琴一曲，玄岩之下，可以穷年”。隐山经过治理开发后的风景，让李涉这种见过大世面的文化人也倾心不已，“可以穷年”，足见李渤的园林艺术功底了。

隐山六洞的开发成功，让当时的文人官宦士绅趋之若鹜，这时李渤的心里一定是很有成就感的，顺便也化解了部分思乡之情。所以，他接下来的第二个工程就是南溪山的开发了。

位于桂林城南漓江边的南溪山，山势本就奇峻，李渤“爱其映带溪流”，也常到此游览。诗兴大发时，留有《南溪诗并序》，诗云：

玄岩丽南溪，新泉发幽色。

岩泉孕灵秀，云烟粉崖壁。

斜峰信天插，奇洞固神辟。

窈窕去未穷，还回势难极。

玉池似无水，玄井昏不测。

仙户掩复开，乳膏凝更滴。

丹炉有遗址，石径无留迹。

南眺苍梧云，北望洞庭客。

萧条风烟外，爽朗形神寂。

若值浮邱翁，从此谢尘役。

如此仙境，李渤都想效仿前辈高人，隐居此间，不理人间杂事了。

当然，以李渤的心性，这是不可能的，肯定要开发一下，让大家都能赏此美景。所以，在南溪诗的序文里，李渤“遂命发潜敞深，隥危宅胜，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似宴方丈，如升瑶台，丽如也，畅如也，以溪在郡南，因目为南溪，兼赋诗十韵以志之”。

李渤在桂林时间不长，虽然隐山和南溪山可以一定程度上让他暂忘乡心，但毕竟还是不能尽忘。他称病申请北归被朝廷同意后，终于还是在任职两年后离开了桂林。当然，离开桂林前，他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一首关于隐山，一首关于南溪山。

《留别隐山》

如云不厌苍梧远，似雁逢春又北归。

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

《留别南溪》

常叹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难来。

欲知别后留情处，手种岩花次第开。

李渤此次一别，终生未再回过桂林。但今时隐山下西湖上的月亮，今日南溪山上烂漫的山花，仍会让人想起李渤这位在桂林留下过厚重印记的妙人。

李渤这个人

若值浮邱翁，从此谢尘役。

这话是李渤在桂林流连于南溪山时所说，按记者的理解，大概意思是，在南溪山这样一个仙境似的地方，若能遇到浮邱这样的仙人，干脆就跟着去修仙了，以免被这尘世俗务所累。

这话听着有很多层意思，首先，南溪山真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仙境一样；其次，这尘世间，活得真是累，没多大意思；第三，人生路艰难，我纵是千里马，奈何没有遇到伯乐啊……

人生路艰难，没有引路人，这可能是李渤的短板。但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唐朝所谓的正直文人，有骨气却没运气，个个自身难保，谁又能做得了李渤的引路人呢？

比如说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曾经给李渤上过古文课，虽然只比李渤大五岁，但也算李渤的老师了。不过即使韩愈，不也是被贬来贬去，不得善终，享年比李渤还短了两年？韩愈的风格和宿命，在李渤身上是看得到一些的，比如敢于直言，不畏权贵；诗文一途，又颇有造诣；从政一途，则都以被贬失意告终。看上去还真是一脉所出。其实唐朝中晚期的知名文化人，想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又有几个不陷入了这样的宿命呢？哪个不被政治斗争倾轧得体无完肤。这几乎就是唐朝在仕途上有追求文人的集体归宿。当然，仕途不顺，倒更激发了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创造力，对于包括桂林人在内的后世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侥幸。

李渤早期并不太想从政的，原因是什么，常见史料很难找到相关记载，于是，一个疑问在记者心里面开始翻腾：李渤到底有没有参加过高考？

像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韩愈包括李渤自己的父亲李钧，这些都是参加了高考，进士及第的，算是自然而然进入了高级公务员的序列，只要有职位就上任，不过是等待时间有长有短而已。而《新唐书·李渤传》里，只是说李渤“刻志于学，与仲兄涉偕隐庐山”。

爱读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选择隐居庐山（后来又在嵩山）自学，三十四岁（806年）才得到朝廷高官推荐，多少有点奇怪。宋之问是十九岁考上的进士，张九龄二十四岁中的，三十四岁的李渤之前干什么去了，真的这么差吗？莫非李渤对高考一点都没兴趣？难道这不是当时通往仕途的必经之路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李渤兄弟俩参加过中考，但是高考成绩都不过关，一气之下隐居起来，自己读书了？又或者，有其他难言之隐让李渤兄弟放弃了高考？

后来查到学者的考证，称李渤“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这才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记者的疑惑。就是说，父亲有污点被贬。而在封建社会，被皇帝贬黜会影响下一代的命运，李渤兄弟俩于是决定从此不参加科举。李家的家污是什么呢？史料说因为父亲没按照当时的习俗为奶奶尽孝，就被流放到了施州。

这肯定会影响李渤的仕途。《旧唐书》里也确实有记载，说“李渤……父钧，殿中侍御史，以母丧不时举，流于施州”。毕竟父亲李钧戴着不孝子的帽子，这与执政理念不同或者站位不对被贬性质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就是盖棺论定，什么时候都没有翻案机会，儿子再努力也是白费功夫。既然这样，还不如隐居起来，彻底避开舆论场和所有白眼，专心读书写文章。

这样一捋，我们总算是知道了李渤兄弟没参加高考的真实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李渤连中考都没参加。

但李渤真的对扬名立万、仕途腾达毫无兴趣吗？记者认为不像。

恰恰相反，李渤是个极善于营销的霸道总裁，尤其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为此甚至不惜用十余年时间打造自己的人设。这里面有两件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首先就是隐居。一般人的概念中，隐士是什么人？高人啦。而且，擅长诗书的高人，更是难得。并且，第一次皇帝听从朝臣建议下诏让李渤进京做官时，居然还被李渤拒绝了，多么的高风亮节。至于这段时间李渤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有没有待价而沽的成分呢？也许吧。

俗话说，世事无绝对，李渤的坚守，在韩愈的一封书信前，立刻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于是，李渤出山了，一代名家高士的形象。如果我们仔细读过韩愈808年写就的这封名为《与少室李拾遗书》的信件，就知道韩愈多么地给李渤面子，“景星凤皇”“先睹为快”，一生极擅发明成语的韩愈，一下子把两个成语都用在了李渤身上，李渤还能不识趣？

这个细节，多少说明了李渤并非抱死“不仕”信条的，条件合适，也不妨出山一展平生抱负。现在，可以说第二个证据了：养鹿。而且是一头白鹿。并且，时常和白鹿一起出去走动，人称白鹿先生。试想一下，一位飘飘欲仙的清隽青年，口中念念有词，摇着折扇，缓缓走在深山老林里的小径上，旁边追随着一头大多数人生平仅见的白鹿，这是多么的高大上。有心人说不定还要回顾历史，想起能有这种气度的，除了写出《道德经》的老子外，还有谁？当然，老子骑在青牛上慢悠悠地西去，白鹿不好骑，但亦步亦趋紧随李渤，又是何等的神奇。

高古绝伦的人设有了，诗文一途的基本功也打得扎实，通读古经，治国之策也拿得出手，这是李渤的优势。但李渤的劣势也明显，久处山林，多少与社会有些脱节，他对这个社会，和这个朝廷里各种关系的复杂程度，就不像他在诗文上处理得那么游刃有余了。李渤以为可以凭借铮铮铁骨、仗义执言、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结果发现，还是天真了。

史料记载中的有段文字很有趣：李渤起家左拾遗，得罪宰相皇甫镈，谢病归乡。唐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得罪宰相杜元颖，出任虔州和江州刺史……唐敬宗即位，上书营救崔发，得罪宦官集团，出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总结起来就是，历任三个皇帝期间，李渤总共得罪了两任宰相和一个宦官集团，文人的名节是保住了，但仕途终究是一片黯淡，身心也是屡受重创。在辞去桂州刺史一职回到洛阳后没多久，李渤就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比他的老师韩愈长命两年，但都没到一甲子。

《旧唐书》对李渤的评价翻译过来后是：品德高尚，不随便附和。势利之徒谓其矫情求誉；正人君子言其以直言被斥，终不息言，以挽救时弊，值得尊重。

《新唐书》对李渤的评价原文是这样的：孤操自将，不苟合于世，人成谓之沽激。屡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节者尚之。

记者对李渤的评价是：对桂林的旅游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人生如果可以重来，记者希望李渤不要出山，继续待在白鹿洞书院，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教他的学生，然后抽点空游历天下，这样，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能会超过柳宗元。至于他来不来桂林，其实倒不是最重要的，他来与不来，桂林山水都在，但他一入仕途，被贬来桂，中国的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位本可以和唐宋八大家媲美的人物。没有办法，这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