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韩愈和柳宗元并非挚友

韩柳是不同的两类人

一直以来，研究韩柳的人，比较多的倾向说二人为挚友，其实不然。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盖韩柳虽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处固不同，臭味亦非投契。”古代“臭味”二字不似现代用于贬义，而是指气味，是说同类东西气味相同。引申比喻气味相投的同类人。细品韩柳为文、思想和为人行径，章学诚说的不无道理。而只所以许多人把韩柳看成是挚友，是因他们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并成就了这一划时代事情，被后代人以“韩柳”相称的原故。其实，韩柳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柳宗元是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从不随意说人短长，即使终生困死在蛮荒之地，也没怨天尤人，任情向人发声。而韩愈疾恶如仇，不平则鸣。他以道统传承人自居，又持笔傲物，人不敢言他是非。一遇曲折，怨天尤人，呼天抢地；为求官求利不则手段。

二人性情相差如此悬殊，是不同的家境和经历造成的。韩愈一小没了父母，是哥哥和兄嫂带大的。韩愈科举和为官之路又非常不顺利，许多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加之恶劣的官场环境，要生存有时只能是不择手段。韩愈《上宰相书》、《潮州谢上表》、《祭裴中丞文》、《上李尚书书》、《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等遭人诟病，遗笑千古。韩愈乡贡中进士后，为求官职，亲伏光范门下，向宰相三上书。乞求垂怜，卑下之极。得不到回音，便仓皇出京，自嘲为东归。途中遇藩使(少数民族国使者)朝贡白鸟，作《感二鸟赋》并序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流涕感叹，人不如鸟。细观韩愈三次《上宰相书》，通篇持才傲物，狂言逼人，恐又是遭人不喜的原因。

韩愈这个人记人仇怨，他为得罪李实遭贬阳山令和永贞革新时没被起用，耿耿于怀，一直怨恨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待人宽厚，又深知韩愈为人，至死也没见他和韩愈分辩。

柳宗元从不和韩愈说冤情

而柳宗元在永州贬放了十年，其冤情也没见一字和韩愈道说过。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官拜中书舍人转右庶子，转年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不久又拜刑部侍郎，从宰相裴度讨淮蔡，可谓权高位重。据说，韩愈在袁州刺史离任时曾举荐八司马之一的韩泰自代，可却对柳宗元自始一字不提。

韩愈为人行事很奇特，许多时候求利做事不计其他。元和年间平淮西时，韩愈态度坚定，力主平藩。在当时情势万分危险的形势下，他扶助裴度，“一掷赌乾坤”。战前他独自冒险去汴州说服藩镇韩弘助朝廷平乱，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接着他又向裴度献计，请自“领精兵千人”入蔡州，去取叛贼吴元济。虽此计后由武将李愬执行，可一介书生有如此之勇令人敬佩。李翱在《韩公行状》记述了这件事：“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贼不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于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谓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不用起草而随口成文)为丞相书，明祸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丞相归京师。公迁刑部侍郎。”

淮西平叛成就了韩愈一段可圈可点的经历。而韩愈谏佛骨，又是一件是震惊史界的事，当时没有第二人敢做这种事，他也因此而扬名传世。可他因此事得罪宪宗被贬到潮州时的表现，以及《潮州刺史谢上表》却让后人不耻。“戚戚嗟嗟，与死日迫”，其卑下不及庸人。这时柳宗元已过世了。如在，观此行径，不知会作何感想。柳宗元贬柳州时也有《柳州谢上表》，例行公事，不卑不亢，心静如水。

古人写墓志不是白写的。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前用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托白居易写墓志铭，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按当时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是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很恋财，常替人写墓志赚钱。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宦官窦文场的养子裴均，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旧唐书》记载：“愈前左降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序饯锷(裴均子)，仍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元和十一(公元816年)年五月，被改官右庶子。看来作墓志铭写序也不能只图钱不看人。韩愈为裴均儿子作序让他在人生留下了难看的一笔。可柳宗元从来没见为钱而做这种事。柳宗元一贬十四年。以至于死，除己身镕铸经史，发为伟词，以自列于后世外，所有人事来往，及内外行谊，绝无一丝供人訾议之隙也。(章士钊语)这些前人都看的很清楚，清人何焯说：“韩、柳二公，在道义上东西相望，鸿沟宛然。”柳之品行，高韩一等。

不是挚友是朋友

综观韩柳诗文，二人的政治取向是不一样的，韩柳思想上许多地方是南辕北辙。柳宗元主张民本思想，“利安元元为务”；韩愈《原道》持诛民学说，言“民不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侍其上，则诛”。把百姓当成俎(zǔ古代割肉的砧板)上肉，任意宰割。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论天道，痛批他天能“赏功而罚祸”之说。柳宗元主无神论，反封禅；韩愈则上表请封禅。韩、柳后来论史官，论为师，论从僧游种种，随处皆异。韩愈诗文，气势磅礴，电闪雷鸣，可他骨子里是守旧保守的，他不敢越皇权雷池一步。这也是宪宗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而柳宗元奥古叛逆，时时刺痛那个社会的命脉，这也是宋以后，尤其是清代行文字狱，士大夫不喜欢和不敢学柳宗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官的学柳宗元，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就是今人评柳也有说柳宗元不识时务的。尽管如此，两人终生都以朋友相称。韩愈“坦夷尚义，待朋友始终”。

韩愈这个人很仗义，提携了不少年青后进，这都是很让人敬佩的。两人的个人私交还是很深的。梳理二人一生的交往，韩愈长柳宗元五岁，前后一年中第，御史台一起共事，年轻气盛，交往甚欢。随后柳宗元十四年处贬地，而韩愈前十年也浮沉名场，不得善处。期间文字交往，虽看法有异，可没有交恶可寻。这在古时人生交友是很值得称道的。

韩愈一生狂放傲世。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崔群是韩愈和柳宗元的共同朋友，胆略机智过人，做过宰相，平生致君及物，不计文章小道，纳才结友，求同存异。韩愈对此不解，曾对李程说：他与崔群交往二十年了，敦诗(崔群字)不与退之(韩愈字)说著文章。沾沾自喜，以为崔群文不及己，不敢与他谈说文事。其实，崔群和柳宗元都深知韩愈为人，就是听了这样的话，也只会莞尔一笑。刘禹锡说韩愈太轻薄，只不过别人不与他计较罢了。所谓朋友，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字在甲古文里，是两只同一方向的手，表示以手相助，引申为同志，志趣相投的人。而挚字源于《诗经毛亨传》说：“鸟挚而有别。”是说雌雄鸟情意深篤，和别的鸟表现不一样。人要是挚友应象挚鸟那样诚恳亲密无间。韩柳之交不是如此。

韩柳是一生的好朋友，是古文运动的战友，但不是挚友。清代全祖望《韩柳交情论》说：“古人于论交一事，盖多有难言者。”看来他对韩柳的交情也是看不透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有一段关于当时人际交往的描述，恐怕会解开这一奥秘。韩愈绝不会无来由的在文中单独添加这样一段话。韩愈说：“士穷乃见节义。”这显然是有感而发。韩愈说：你发达了，人们酒食游戏追逐你，装模作样，强以笑语取悦你。可一旦你失势了，就反目象不认识一样，不但“落陷阱”不伸援手，反而排挤你，落井下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而这些是禽兽夷狄都不忍做的事。韩愈慨叹说：“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愈对柳宗元为人佩服之至。韩愈很少有他佩服的人，唯有柳宗元。象韩愈这样性情的人都能和柳宗元终生相交不易，柳宗元的人格魅力是可以想见的。时光过去千余年了，韩柳两人的影子还在相互交织着。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韩愈是柳宗元一生交往的朋友，虽其思想及处事理念不同，可并未影响到两人的友情。社会和生活是多样的。古人交往和相互间的友情，今人有时会看不懂，可是他们传流在历史长河里的情感和友谊还是总会不断地让后人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