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共和行政”留下什么历史教训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二百零五年后，到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的第十位国君周厉王当政的时候，周王朝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国人暴动;第二件，是周王朝实行了“共和行政”;第三件，是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此有了确切的纪年。

《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

因为国人暴动，周厉王流亡。周王朝的重臣、贵族、诸侯们共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在近现代中国不断地升华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而“共和”这个概念，就来源于“周召共和”这一段历史。

公元前841年，周王朝为什么会爆发“国人暴动”?目前看，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周厉王实施专利垄断;第二，是禁止“诽谤”;第三，是军事上的失利。

先看一下什么是专利垄断?今天说的“专利”是指排他性的知识产权。但周厉王时期的“专利”，有它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周厉王下令，将原有的山林、草场、湖泊等共有土地的资源，划归周王室独家所有。如果非王室成员要去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就得缴纳相关税赋。

众所周知，周王朝实行的是封建制。各级贵族各有封地，同时还有一些公共的山林、草场、湖泊。这是王室与各贵族按照权力等级共有、共治、共享的。类似于集体经济，集体共有。

周厉王接受了荣夷公的建议，决定改变传统的做法，把山林、草场、湖泊等公共资源实行王有化。相当于王权垄断了公共资源。可以理解为今时的国有化。这不仅剥夺了普通平民的权利，也伤害了贵族的利益。平民要上山林砍柴，要到草场上放牧，要到湖泊里面去捞鱼抓虾。贵族本可以组织平民去开荒、耕种。在某种程度上，周厉王是在经济上搞中央集权制，推行国有化，由王来垄断所有的自然资源。

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周厉王说：“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作为王，他就要去引导利益，把利益上下分配，让大家共利。“今王学专利，其可乎?”今天你去学着专利、垄断利益，这样行吗?“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如果普通人独占某种利益，大家会说他是强盗。作为一个王去垄断公共资源、独占利益，那么能够归顺你的人就少了。

多数人的既有权利遭到剥夺，这些人就会有批评意见。有了批评意见就会表达出来。批评意见一多，厉王就很不高兴。

《史记.周本纪》是这么记载的：“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厉王很生气，找到一个来自卫国的巫师，让巫师去监督那些提批评意见的人。“谤”就是批评的意见。卫巫只要一告诉他谁在批评他，厉王就杀掉这个批评者。“其谤鲜矣，诸侯不朝。”“鲜”就是“少”的意思。这样，批评意见很少了，但是，诸侯也都不来朝拜了。“三十四年，王益严”，周厉王第三十四年，厉王对“谤者”变得越来越严酷。“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见面都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也只能互相使个眼色。

召公劝周厉王说，周王朝的传统，是广开言路，听取各种意见，政策才不会出错。如果堵塞言路，国家将难以维持。原话是这样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为防备人民批评而堵塞言路，比防水堵塞河流造成的堰塞危害还大。“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如果堰塞的水坝崩溃了，会伤害很多人。老百姓的言论被禁止带来的反叛像溃坝一样。“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所以，治水的人要开挖河道疏导堰塞的湖水，治理民众就要广开言路让人们有言论自由。

召公很智慧，他还说：“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人民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财富和可使用的东西，都是从山川里产出来。他认为，民众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与财富的创造密切相关。召公的这个思想比较独特。你要想使国家经济繁荣、老百姓创造财富，就得给老百姓说话的自由。

批评意见，周朝的术语就是“诽谤”。召公说得不错。其实这不仅是周王朝的传统，《吕氏春秋》上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尧设有“欲谏之鼓”，宫廷前立鼓，谁想提出批评，就可以擂鼓。舜设了“诽谤之木”，谁有批评意见，可以写在上面。

“欲谏之鼓”，后来演化为官府前的喊冤鼓。诽谤之木，后来演化为立在宫殿前的华表。华表立在那儿，就是告诉天下人，朝廷能听取批评的意见。华表就是让民意得以表达的意思。

但周厉王很轴，这些道理他听不进去。结果，就发生了“国人暴动”。《史记.周本纪》是这么写的，“王不听”，厉王什么意见都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于是举国没人再敢讲话。“三年”，就这么持续了三年。“乃相与畔”，“相与”就是“相互联系”，于是相互联络，然后就背叛了。“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国人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彘”即现在的山西霍州。也就是说，厉王从现在的西安跑到了山西太原西南部的霍州，流亡山西。

《史记.周本纪》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国人”暴动，这些“国人”是谁?《清华简》讲了具体的类别。“国人”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卿士，二类是诸正，三类是万民。“卿士”就是执政的重臣，重要的执政大臣;“诸正”指百官，同时也指各诸侯;“万民”是指庶民，住在都城里面的各种平民，更多是工商服务人员。很显然，“国人暴动”是一场贵族革命，是贵族官吏和平民的共同谋反。这是贵族领导平民与扩张的王权展开的一次斗争。

封建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有贵族。贵族里分为不同的等级，贵族是非常强大的。封建制度就是王和贵族分权、共治的社会。贵族对王有巨大的约束力。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这破坏了贵族传统的经济权利。周厉王又实行止谤的政策，禁止言论、禁止批评，这也破坏了传统上贵族所拥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是“国人暴动”最根本的原因。贵族和平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起而攻打君王。

为什么周厉王不顾贵族的反对、不顾平民的愤怒，一定要实行“专利”，而且禁止一切批评言论呢?除了他的个性“轴”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周王朝持续不断地处在战争危机中。

自周昭王、周穆王以来，周王朝就改变了前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扩张，保持着对周边部族的军事高压政策。

周厉王是好战的君王，现在发现约有十件西周青铜器，其铭文都涉及周厉王的征讨行动。周厉王攻打的敌人，有淮夷，淮河流域东方的敌人。有南夷，南方的敌人。还有宿夷、严狁，即来自西北边，西边的西戎。也就是说，周厉王针对东方、南方、西北和西方，都启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周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周厉王于是想方设法要扩大财源、扩大兵源。这是他实施专利垄断政策和内部高压政策的可能的原因。

公元1980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斗门镇。器内有铭文二百七十余字，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与严狁的一次战争。

周厉王在位三十几年，持续不断地在从事战争，整个国家被拖得疲于奔命。为了战争要扩充财源，就想搞专利垄断;为了战争，就要消除内部的分歧，残酷打击怀有不同想法的人。但严重的问题是，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竹书纪年》上记载说：“淮夷侵洛。”“洛”就是洛邑，现在的洛阳，是周王朝在东方的都城。洛阳告急。又据多友鼎的铭文记载，西戎已经进入犬丘，跟周军在这儿有一场大战。犬丘离镐京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淮夷已经在攻打洛阳，西戎又在攻打镐京。显然，周厉王军事行动不利。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军事上都处于危险的状态。

周厉王时期，周王朝很不安宁，国人不满。但是国家在从事对外战争，君王可以利用对外战争形成的巨大权力，对国内进行高压。国人未必有反叛的机会。可以想见，周厉王强势推行专利垄断政策，并且杀戮诽谤者，理由一定是国家利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大家必须贡献财富，必须同仇敌忾，不能够闹分裂。但是战场失利了。淮夷逼近了东都洛邑，更严重的是严狁、西戎逼近了镐京。这使周厉王的内部高压政策失去了合理性。内部叛乱有了机会。国人就造反，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就流亡了。

周厉王流亡了，国家怎么办呢?《史记.周本纪》上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共和”是什么意思?现在的人们容易理解为：共同联合、共同协调来治理国家。但“共和”最早的原义不是这样的。有不少史料，包括《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以及后来发现的《清华简》，还有一些很重要青铜制品上面的铭文，都说明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共伯和”。所谓“共伯和”就是“共”这个国家的一个伯爵，他的名字叫“和”。他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国人暴动”周厉王逃跑以后，这些暴动者，把共伯和请来摄政，这样形成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共伯和”作为摄政，周定公、召穆公做宰相，他们是贵族的代表，共同协商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共和”的意思，首先是“共伯和”的名字;其次是以“共和”作为年号。事实上，共伯和只是一个小诸侯，但他德高望重，把他请来做摄政，是为了安抚其他诸侯。实际，是由周定公、召穆公在具体管理。历史的偶然性是“共和”这两个字，它本来是人名，是年号，同时词语本身有“共同和谐”的意思，所以，人们容易理解为“共和”就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和协调整个国家的事务。

“周召共和”持续了十四年。这十四年是没有王的。周厉王被流放在山西，按照礼法，不能把他的儿子定为王。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周公、召公他们才共同辅助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

从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比较准确的纪年。也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人尝试了一种管理方法：就是在没有王的时候，贵族共和，贵族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

周厉王和“周召共和”的故事有什么可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是长期对外战争必然会造成内部剥夺。因为要兵源、要财源，最后就必然走向内部剥夺。为了稳定，就容易内部高压，激化内部矛盾。

第二，是由君王来“专利垄断”公共资源，这是矛盾的根源。如果君王再去剥夺言论自由，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就会强化君王与社会民众的矛盾。社会矛盾积怨，一旦发生外部危机，内部矛盾就容易爆发。

第三，“周召共和”的故事，还让人想到，制度创新，需要想象力。共伯和、周公、召公等人策略性实行的共和行政，有没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贵族共和制度呢?

到了近现代，“周召共和”中出现的“共和”概念，被注入了不少新制度的内涵。对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这些人来说，“共和”不是一个管理策略，而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安排。一百多年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度，成了中国人的政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