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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尚书看,全书共分为四篇,分别为虞书(其中包括尧典、舜典)、夏书、商书、周书,因此中国第一王朝是虞朝,距今4100年以上,而不是史记中的禹夏。
除了尚书,先秦之际多有“虞夏商周”的表述,即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论述,比如《国语》记载“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等。
如此种种,无不表明虞朝才是中国第一王朝!但问题是,史记不谈虞朝,近代以来西方更是否定夏朝,否定尚书对虞夏记载的可信度等,那么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对此,近些年的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印证了又一历史。
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上世纪80年代左右,在山西临汾襄汾,考古发现“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该遗址普遍被称为“尧都平阳”、“最早的中国”等,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礼乐制度相当完备的王权都城。但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比如以下三点,让人可以看到一个比夏朝更早的王朝。
首先,在山西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等,发现陶寺类型的遗址75处,规模多在1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陶寺遗址已达300万平方米,是毋庸置疑的都城。因此,陶寺王权统治范围很广,且下辖多个城邑!
其次,位于临汾侯马市到陶寺遗址的途中,考古发现只有千平的“周庄遗址”。该遗址非常奇特,就是不具备生产功能,但垃圾坑里出土的做饭器具却特别多!学者何驽推测应是“驿站”,负责迎来送往,流动人口很多,常住人口很少。
因此,周庄遗址应是中国迄今考古发现的第一驿站,背后说明陶寺王权不仅已有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且说明当时中央与地方往来频繁。
第三,前几年调查发现,以陶寺遗址为中心,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南北存在两大遗址群对陶寺遗址形成了拱卫之势,其中周家庄遗址聚落主体近300万平方米。更重要的是,遗址群中的超大型遗址(犹如如今省城),并非逐渐壮大的,而是一出现就是超大型的中心聚落。
因此,陶寺王权的京畿地区力量非常强大,且有着明确的规划。周礼记载“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等,陶寺王权印证了这一记载。那么,如此强大的一个中心王权,外围焉能没有大量臣服或依附的部落或诸侯国?
陶寺已有中国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把圭尺,可以证明当时已有“中央之国”——中国的概念,结合上述考古发现,陶寺王权自然就是统御多个诸侯或部落的王朝。
2002年,在陶寺遗址王族墓地中,出土了一把“木胎漆绘圭尺”,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驽指出:按照一尺25厘米计算,39.9厘米的长度,说明第11格刻度的长度近乎1.6尺。
巧的是,中国古代对“地中”的标准,是以夏至正午日影长度衡量,周礼记载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周髀算经记载是“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清华简中有上甲微“测影追中”,将之定在了一尺五寸的嵩山。可见,商族先公上甲微之前,地中标准是“一尺六寸”,而这恰好符合陶寺遗址的影长。
因此,陶寺出土的这把圭尺,上面特别的第11格刻度,不是无缘无故的突出,背后代表陶寺王权认为自己身处“地之中央”。由于陶寺早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当“地中”与“国家”结合,就必然产生“中国”——“中央之国”的概念!
既然陶寺王权已是“中国”,那么以上述考古发现来看,必然不可能只控制陶寺遗址与周围两座遗址群,势力或影响力必然还会向外扩展,由此就会形成一个以陶寺王权为核心的持续数百年的王朝。以史书记载来看,极有可能就是虞朝。
余论
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谈:
首先,陶寺遗址展现的王朝,到底是不是史书中的虞朝,还不能武断的下结论,但可以看到的是,夏朝不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其次,陶寺遗址中晚期出现重大变故,政权被外来势力颠覆,而这一段时期,恰好是帝舜与夏禹交替时代,政局处于动荡之中。
第三,尽管陶寺遗址还存在诸多谜团,但却又暗合尚书等对这一时期的记载,因此西方否定尚书与尧舜禹夏历史显然过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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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4-03-15 23: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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