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讲坛｜走近“最初中国”，探寻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

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与文化融合中，陶寺蕴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在这里，先民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合和万国，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

8月2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做客“南博讲坛”，以《陶寺与中华文明》为题，立足于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带领观众走近陶寺，详细解读陶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贡献。

煌煌都邑：规模宏大，布局有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汾河以东，地处太岳山脉余脉崇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整体处于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势之中。

从文化分布、立都选址、多谷多畜、城址布局、观象授时、真龙呈现、圭尺定中、埋葬形态、范以铸铜、道路网络等十个方面入手，高江涛向观众讲解了陶寺考古40余年来的各种重大发现。

在至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成组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透过高江涛的讲述，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跃然眼前：距今4300年左右，在晋南汾河之滨，水系密布之处，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逐渐崛起。那是一座都城，城中恢弘的宫殿内，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这里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手工业进步显著，甚至出现了时代性的“尖端技术与核心技术”，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于此处。城内布局有序，功能分区明显，宫殿区、贵族居住区、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广泛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其中暴力与战争更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一系列发掘成果，使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陶寺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

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与国家。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考察陶寺遗址，高江涛表示，陶寺遗址与文明形成标准的“中国方案”高度契合。与此同时，陶寺遗址也为构建中华文明起源逻辑发展链条，奠定了基础。

陶寺模式：王权国家，礼制社会

文明呈现的模式与文明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密切相关。随着各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各区域文明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不同于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陶寺社会是王权国家，而非神权主导。“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的墓主明显是王者，此外，具有统一性规划的城址、较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的分区、重要的大型夯土建筑、宫殿类的建筑等，也都表明这里即是王者所居之都。”高江涛表示，种种迹象表明，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已经形成。

陶寺时期社会还是一个礼制社会。在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鼍鼓、石磬、土鼓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组合，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墓葬之中，仍保持着组合不变、数量不变、位置不变的特点，形成固定的规制。而漆木器、厨刀、整猪或猪下颌骨的有意陈设摆放，似乎展现出的正是饮食之礼，同样显得仪式感十足。显然，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在陶寺已经初步形成。

由此，以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为特点的“陶寺模式”，与“红山模式”“良渚模式”“石峁模式”等，共同形成了所谓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模式。讲座中，高江涛强调，这种“多元一体”实质上，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高江涛说道。

文明特质：海纳百川，务实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逐渐产生、形成并成熟的智慧结晶。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的事实证明，这些文明品质和精神内涵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或已初步形成，甚至在更久远的年代已经萌芽。

讲座中，结合陶寺遗址出土的典型文物，高江涛与观众分析了陶寺文化的文明特质。

“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优秀品质，这在陶寺遗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高江涛表示，陶寺文明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史前其他不同区域文明因素的特点。

用鳄鱼皮制作的鼍鼓、部分圆点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等，源于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粗体觚、玉兽面、玉笄等，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玉琮、玉璧、V字形石刀，来自浙江良渚文化；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均存在广泛互动……各自文化里，只有高等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的顶级“奢侈品”，被陶寺的“王”统统集中在自己这里。

“来自东西南北的东西汇聚于一处，说明陶寺的‘王’不仅对各地文明有着广泛了解，还大度地接纳了各地文明的成果，愿意把这些‘外来文化’的象征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开放气度。”高江涛说道。

务实创新则是长足发展的文化基因。陶寺社会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较少，更多的是筑城造郭以“卫君守民”、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事等，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

高江涛将陶寺社会对周边其他区域先进文明的改造创新称为一种“扬弃式吸收”。如陶寺先民使用复合范铸铜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重要源头；而一些十分重要的玉器如玉璧、玉琮罕见像良渚玉器上繁缛的神人兽面及鸟纹，则成了素面佩戴功用的装饰品，并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44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陶寺遗址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典型遗址之一，陶寺文明呈现的特点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精神实质。”高江涛说道。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洁茹/文 虞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