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家，古代的职业教辅编辑

文|雨林霖

每当考试季来临，紧张的备考环节中自然离不开教辅资料。在古代，有一种名为“选家”的职业教辅编辑，说得具体一些就叫作“时文选家”。

我国古代教辅市场最火热的时期大概是在明清。尤其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许多读书人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考试答题的技巧。加上活字印刷技术日渐成熟，出版行业非常兴盛，教辅也就成为一门大生意。

在众多教辅当中，卖得最火的是“时文选本”。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所谓“时文”，即科举考场中的应试文章。“时文选本”，类似于现在的“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早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就出现了大量时文选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京华日抄》。此书由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编选部分进士在科举当年所作的文章成册，并印刷出版。

此书一面世，大受士子欢迎，掀起一股购买热潮，同类书籍也随之跟风大量涌现。到了明朝中后期，“教辅热”愈演愈烈。晚明学者黄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间李濂在《纸说》里的话：“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当时的书坊，若非科举图书基本不刊刻，书店基本上也只卖教辅，考生们也只看教辅。

时文选本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比如“程墨”，是指乡试、会试考官所写的范文或中举考生的文章，这类选本权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选用的都是新科进士平日所作八股文，因此也相当畅销；还有“行卷”，是乡试中中举举人的作品选，销量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此外，还有“社稿”“朱卷”“窗稿”“名稿”等，但权威性都不如前三种选本。

后来，出版商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为了增强产品竞争力、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出版商纷纷邀请一些著名文人和进士参与教辅的编撰，并对文章进行点评分析。这类人被称为选家，主要工作就是将科举考场上具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八股文编辑成册，再加以注解、诠释，最后集成出版，让当时的读书人学习、参考。

由于教辅出版商太多，行业也“卷”了起来。艾南英是晚明知名的时文选家，他在天启年间中举人，后来在科考中写的策文讥讽了当时的权宦魏忠贤，被停考三科。由此，他十分厌恶科举考场上的那些形式僵化、陈腐劣质的八股文，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并寻求从唐宋古文中寻找改良时文的方法。由于名气大，他编选的教辅一度在晚明教辅市场占据着统治地位。

要编选这么多教辅，艾南英自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着自己的专业团队——豫章社。教辅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后来，江南的周钟、张溥、张采等人也创建了编选教辅的团队——应社。应社的教辅和豫章社的不一样，他们的教辅充分迎合了当时的应试需求，贴近考官评卷标准，因而取得成功，很快成为艾南英最大的竞争对手。应社也由最初十一人的小社团发展成为大团队。崇祯初年，张溥等人又以应社为基础，合并其他文社，成立了复社。

晚明的时文选刊往往与文社利益联系在一起，学子们也往往结成文社或参加文社，并以文社的名义来标榜自己。此外，受晚明政坛激烈党争的影响，当时的文社也将选文当作拉拢社员、扩大社团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比如复社，便通过掌握八股选文标准，从而控制天下文风，进而影响政坛。很快，复社教辅在市场上的风头便压过了艾南英编选的教辅。为此，双方还曾一度爆发过一系列的市场争端。

复社的张自烈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他曾编选过一部《国朝今文辩》，将诸家的时文选本重新进行删评。艾南英发现张自烈编选教辅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与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里的内容高度重合，于是认为张自烈所出的教辅是翻版，是抄袭盗版，与之开始了一段近十年的论战。但由于崇祯年间复社影响力非常大，尽管争论未分胜负，可复社出版的教辅逐渐成为教辅市场的主流。

其实，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便为我们生动刻画了“时文选家”的生活图景。书中提到的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验夫等人，都是书里有名的时文选家。其中马静字纯上，俗称马二先生，因屡试不举，最后在嘉兴的文海楼书坊以编选八股文选集为生。他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还有详细的注解和批语，成为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科考教材。同行卫体善和随岑庵却颇为眼红，于是背地里评价马二先生：“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而另外一名选家匡超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学术混子，他甚至还在众人面前自吹：“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读者读来真是忍俊不禁。

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记载：“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天盖楼”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刻局，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然而，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甚至调侃这是“纸尾之学”。看来，对不重教材只重应试教辅的行为和风气，在古代也是颇有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