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开始，皇帝为何不称呼谥号，改以庙号称呼？

熟悉中国古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历史上对于皇帝的称呼常用的有谥号、庙号和年号三种。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唐朝之前的皇帝常常以谥号作为称呼，比如汉文帝、汉武帝、隋炀帝等。到了唐朝之后，对于皇帝的称呼改做了庙号，比如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这个的变化让很多历史爱好者感到非常不习惯，也对其中的变迁存在着疑问。历史上关于皇帝的这种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女皇帝武则天说起，也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唐朝的政治斗争有关，最终影响到了后世史书上对皇帝的称呼和评价。

谥号是我国古代对皇帝一生的总结和评价，最早起于西周，并延续到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即便后来用庙号和年号来称呼皇帝，但皇帝的谥号仍旧是对其一生非常重要的评价之一。中国古人认为评价帝王将相的是非功过，是需要用一个词语或语句来盖棺定论的，而谥号便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诞生的。据说这种制度是诞生于西周早期，《逸周书·谥法解》中有提到的周公制谥的事情。在最初这种制度只有“美谥”和“平谥”，并没有“恶谥”。可到了汉朝以后逐渐发展出了“下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谥”，作为对帝王将相负面评价认定。

在唐朝以前，对于帝王将相的谥号，大多是以一两个字来评定的。比如汉文帝的，谥号是“孝文皇帝”，这就是典型的“美谥”。“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也是对于皇帝较高的评价之一。与此相似的还有“武”、“成”、“康”、“穆”等等谥号，都被认为是对帝王将相的正面评价。而与此相对的“下谥”便是对帝王将相的负面评价，比如隋炀帝的“炀”便是其中的典型。“炀”表示“好内远礼，朋淫于家，不奉礼”，这对皇帝来说是极低的评价。隋炀帝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昏君暴君，便得到了这个负面的身后名。

与谥号相似，庙号也是对皇帝评价的身后名。庙号起源于商朝，是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最初的庙号只有三种，创基立业曰“太”、功高者曰“高”、中兴者曰“中”。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并没有继承这种制度，直到汉朝建立才重新兴起。汉朝的庙号制度比较严谨，只对于有大功绩的皇帝来有庙号。整个西汉有庙号的皇帝只有四人，汉太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和汉中宗刘询。其余的皇帝如刘奭、刘骜、刘衎等因庙号是乱国的王莽所立，后来被光武帝刘秀废除。

所以在唐朝以前称呼皇帝，史书上有用谥号的，也有用庙号的，但大多数都是用谥号，而不用庙号。只是因为大多数皇帝没有被公认的庙号，无法得到合适的称谓。比如对于汉武帝刘彻，我们也可以用庙号称其为汉世宗。但对于汉景帝刘启，就没法用庙号称呼，因为他没有。到了唐朝之后，几乎每个皇帝都同时存在庙号和谥号，这样就两个都可以称呼了。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是用庙号的称呼方式。如果用谥号称呼，也可以叫唐文帝李世民。可到了武则天时代，这个规矩被打乱了，开始了只用庙号称呼皇帝的先河。

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继承了帝位，也就是唐高宗。唐高宗即位之初，国家大权被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门阀世家集团把持，使得唐朝皇权旁落，李治在朝廷中的话语权不高。为了从门阀世家集团中夺回朝廷大权，李治扶持了武则天，并利用她废除了出自于门阀世家集团的王皇后，逐渐开始掌握朝政大权。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作为李治的重要政治盟友和妻子，在对付长孙无忌集团方面出了很多主意，其中给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累加尊号便是重要的手段。这种累加尊号就是在谥号上加更多赞美的词语，表示对先祖的崇敬。

比如李渊去世后，李世民上了谥号为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当时既可以称呼为唐武帝，也可以叫做唐高祖。李世民去世后，李治也给他上了谥号为文皇帝，庙号为太宗，所以他可以叫唐文帝，也可以叫唐太宗。武则天开始掌权后，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和合法性，她向李治建议给李渊和李世民加尊号。于是李渊的谥号被尊为神尧皇帝，李世民也被尊为文武皇帝。这样一来，谥号只用一两个字的规矩就被搞乱了，用谥号称呼皇帝就变得很繁琐。以前用谥号只需三个字就能称呼皇帝，被武则天这么一搞，那就需要六七个字了。

如果说武则天是打破常规的开始，那唐玄宗李隆基则把这种作风搞得发扬光大。李隆基即位后在武则天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给唐朝前几位皇帝再加尊号，而且更加夸张。比如李渊成了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李世民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李治是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他还给自己加了个开元圣文神武皇帝。

从此之后，给皇帝的谥号上加歌功颂德的词语成了拍马屁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人恨不得把所有溢美的词语都用上去。到了明清时更夸张，皇帝的谥号超长。比如明英宗朱祁镇的谥号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如此一来，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一个比一个夸张，完全失去了原来评价帝王身后名的意义，成了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工具。史书上用这样的谥号称呼皇帝，不但书写上非常不方便，而且也失去了秉笔直书的意义，为史家所不耻。好在作为皇帝身后名的庙号并没有如此变味，也没有被人玩到如此变态的程度，还能比较正确的评价皇帝一生的作为。所以史家们逐渐改以庙号称呼皇帝，而摒弃了自汉朝以来用谥号称呼的方式。所以在唐朝以后的史书上，看到对皇帝的称呼中大多采用庙号，而不用谥号。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庙号传统得以保持，而没有变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呢？其实回答这问题，还要从谥号和庙号的最基础作用说起。谥号是作为评价帝王将相身后名的制度，而庙号本身是祭祀制度的一部分。帝王将相去世后先会修建家庙祭祀，后来会合并到家族宗庙或者太庙中祭祀。在祭祀的宫殿和灵位上，庙号会明明白白的写到上面，给每个祭祀的子孙后代看。所以在皇帝去世后，谥号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不常见了，但庙号会在每年的春秋两次大祭，和若干次小祭中出现。如此一来，太过繁琐的庙号反而给祭祀带来很大的困难。

而庙号是明明白白的写在太庙和家庙祭祀的宫殿、灵位等上面，如果全是歌功颂德之辞，那真就成了人间笑柄，滑天下之大稽。那个皇帝也不会希望自己去世后，在庙里还继续当喜剧演员，自然也不会允许这么乱来的开政治玩笑。即便是武则天这种破例升级谥号的女皇帝，对于太庙也是非常尊重的。当狄仁杰问她，祭祀太庙是儿子还是侄子时，她也会意识到自己扶持武三思会成为天下笑柄。因此在国家法理和法统上面，庙号有着天然的法律属性，不允许作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自然也就没法搞得跟谥号一样夸张。

综上所述，由于谥号和庙号在功能上的差异，作为单纯评价制度的谥号被武则天演化为歌功颂德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她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了唐高祖和唐太宗时代的唐朝勋贵，为自己和李治的政治权威背书，最终从长孙无忌集团手中夺回了朝廷大权。这个方式被后世的皇帝和大臣们所继承，并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变本加厉，最终使得谥号成了天下的笑柄。这样的笑柄自然不再适合在严肃的史书和朝堂中出现，于是在对皇帝的称呼上便摈弃了谥号，而改称庙号。这种变味的谥号也无法继续正确评价皇帝，对皇帝的评价也都归于庙号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