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场 社区治理的逻辑顺了

本文转自：南方日报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党委书记徐雷：

回到现场

社区治理的逻辑顺了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党委书记徐雷（中）走访防疫卡口。吴永奎 摄

第一次看到“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时，民治街道民新社区党委书记徐雷忍不住犯起了嘀咕：这个行走计划和“行走民治”有什么不同？

此前，为了解决市容环境突出问题，民治街道大力推行行走一线工作法，每周至少一次，街道领导班子、社区党委负责人不定时、不定点、不通知、不设路线，在辖区内走街串巷，查环境、查卫生、查绿化。此情此景，徐雷记忆犹新。

一路走来，“行走民治”强调发现问题，“社区丈量”行走计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定要亲临现场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事，现场摆在第一位，治理会更加有主动性、自主性……徐雷对于“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的认知，正随着实践不断深化。

如今，徐雷把“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看成对现有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回到现场、链接人群，在他看来，“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正同社区书记茶话会、居民议事会等原有的治理流程相互咬合，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流畅、管用。

相比“请进来”，更强调“走出去”

南方日报：一开始，你是如何认识“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的？

徐雷：在最开始，我对这个计划就有了两个认知。

过去民治街道有“行走民治”的工作，看到“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的文件时，我在脑海里比较了两者。两个计划都要求书记要走进社区，发现社区的问题，回到群众中去。但是“行走民治”强调的是街道发现问题后内部解决，并不要求书记去和居民、物业、商超发生具体的联系，是单向的；“社区丈量”行走计划除了发现问题之外，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前者强调去发现问题，后者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是我的第一个认知。

接着我发现，“社区丈量”行走计划跟基层过往的平台、抓手不太一样。基层有很多联系群众的平台，比如党代表工作室、居民议事会、工作站议事会、共建共治共享智囊团等，这些平台更注重把大家“请过来”，请代表过来聊一聊，起的是召集群众的作用。但是“社区丈量”行走计划强调的是“走出去”，这是我的第二个认知。

等到我真正“走下去”之后，发现原来书记亲自走进社区解决问题，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有一所新建的小学，家长通过12345投诉反映周边交通堵塞严重。一开始，我没有很在意这个投诉，想按常规方式处理。后来我发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就特别挑晚上去行走看看，到了晚上，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条路也是这样的，我晚上亲自到了现场，就觉得不对劲了——路本身比较窄，周边居住了一两千户居民，街道核酸平急两用基地也在这条路上，路的尽头才是小学。白天走在这里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一到傍晚，交通秩序就混乱了。走过了，心里有底了，我就把相关的居民、学校、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在现场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在现场商量如何改进，最后拿出了一个各方都比较满意的方案。

经过这件事我就发现，“社区丈量”行走计划如果能真正“走下去”，跟问题的关键人物产生联系，会是一个很好的化解矛盾、避免事态升级的治理抓手。这是我的第三个认知。

过去是问题第一，现在是现场第一

南方日报：跟之前的治理抓手平台相比，丈量计划最大优势在于，到了现场之后你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前的平台是把别人请过来，但是你对现场的情况不了解，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而丈量计划就是旗帜鲜明地告诉你，你得走出去，你得去现场，你得去跟人发生联系。

徐雷：丈量计划就是要求书记回到群众中，回到治理的现场去，一定要到亲临现场，解决居民“急难盼愁”的事。我们之前的各种治理平台，往往是大家坐下来，居民提问题，我们一块商量对策，但现场描述来自其他人，我并不清楚现场是什么样子的。通过“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现场来自于我。过去我们总把问题摆在第一位，现在把现场摆在了第一位，不管有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先到现场，治理的逻辑就理顺了。

亲临现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允许我们举一反三。比如通过书记茶话会，了解到横岭一区电动车充电桩不足，我们就会开始思考，一区的问题在二区、三区会不会存在？去到现场一看，果不其然，确确实实也存在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条路上的居民提出的情况，也许别的路上也存在，虽然那里的居民没有提过问题。通过“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我能够举一反三，来到现场，聚集关键性的人物，大家在现场提出改进建议。

这对现有的治理体系、治理平台也是有效的互补。过去的治理平台都是点对点的，提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我现在就会带着这些问题，到不同的现场去，治理会更加有主动性、自主性。

“社区丈量”的核心在于链接人

南方日报：不论带着问题去现场求证，还是去现场发现问题，核心都凸显了“现场”。从社区治理的难度出发，我们需要现场，需要通过现场去凝聚人，去看透问题，链接更多资源，“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无形之中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回到现场去，回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社区工作才能更彻底。

徐雷：是的，这也让我有了第四个认知：“社区丈量”行走计划能够打破治理固有的小圈子，发掘更多的治理参与者。过去我们的平台邀请参与者，始终是那些有威望、有代表性的居民，比如党支部的书记、业委会代表、物业经理等。但是通过“社区丈量”行走计划，今天来到这个小区，明天走进另一个，我们会听到更多群众的声音。

我无形中扩大了跟不同人群、圈子、地域的连接，让治理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序，让治理的触角越来越深、越来越精细。这对书记朋友圈的扩大也很有帮助。

我现在每天都会接到十多个电话，都是居民来找我。通过“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我的微信增加了300多个朋友，大多是普通居民。

南方日报：基层治理不只是党委、政府的事情，需要共建共治。“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的核心在于让书记与社区的人发生联系，建立信任，打破内循环，产生双向互动。

徐雷：过去我们没有机会走出去，用传统的方式工作，一是覆盖面小，二是时常处于被动状态，跟居民间互动的机会和频率相对较低，黏性也会弱一些。我们和整个社区的资源没有形成共振，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原子化的社区。而“社区丈量”行走计划能够让我走进群众、建立共识、形成共振、链接资源。

所以，我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居民议事会、社区书记茶话会等，他们是一个链条。“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的核心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链接人。现场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平台是茶话会和议事会，但这些平台往往都缺乏现场，而“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恰恰能够填补这一空缺，相当于打通了现场和平台原有的治理流程，形成了互相咬合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