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皇权稳固的产物，“罪己诏”的政治功效有哪些？

“罪己诏”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统治工具，必然植根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与此同时，“罪己诏”在汉文帝时期首次出现，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也必然有其特殊性。

汉代罪己诏的产生及文本分析

一汉代罪己诏的时代背景

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从疆域划分、户籍人口、“子民”身份等要素着手，确立起了“国家”的概念。

但是秦朝以法家强权思想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仅存二世即亡，其制度、文化、经济等建设并不完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也不稳固。在此背景下，汉虽继秦而立，在政治制度上大多承继了秦朝政治体制，但汉代政权建设和巩固却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大一统”政权建设也面临更大的挑战。“罪己诏”就是在这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1承袭秦朝

承袭秦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汉代围绕皇权集中的需要，加强了宫廷政治的构建，逐渐建立起较为全面、完整的官僚机制、权力运作机制、地方行政制度等政治管理体制，给汉代“罪己诏”的产生奠定了制度基础。

内朝的设立大大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为皇帝政令的发布创建了制度基础。继而，汉代还设立了较为完整的行政视察制度和官僚机制，以保证皇帝的政令能确凿落实到人民管理中去。

行政视察制度，包括皇帝亲自巡视州郡、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巡察州郡，以及地方监察官刺史分部巡视郡级等。御史台和刺史更是直接受命于天子巡行郡县，并对巡视辖区的所有事宜具有评判权。

2汉代割据势力

从汉代割据势力的分布状况来看，皇帝为了谋求集权，采取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刻不容缓。“罪己诏”就是君主与分封诸侯之间相互博弈，而采取的政策上的妥协。

从个人原因看，汉文帝生长环境坎坷，性情谨慎，在位期间的政策主要以安抚稳定为主：在国内治理中励精图治，采取了诸如修水利、废肉刑等措施；在处理藩王、诸侯王关系上，主要采取以德服人，以武治乱，恩威并施的举措。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主要采取和亲止战的方式，营造安定和平、休养生息的环境。总体来看，“罪己诏”是皇权稳固的产物，于文帝时期出现并非偶然，基础政治制度、变化莫测的政权形势、汉文帝的出身及性格等，都对其有很大的影响。

“罪己诏”这种以罪己、安民为主，改制、行策为辅的政策，更能稳定两方局势。且这种以其天子诏令直接对话天下臣民的做法，更符合当权者强化“在予一人”的皇权立场、树立皇帝权威的政治需要。

二汉代罪己诏的思想基础

1“敬天”、“明德”、“保民”的思想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周公摄政时期，“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神权政治逐渐人性化，其既开启了“民惟邦本”的先河，也为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模式，在汉代“罪己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方面，敬服“天命”，不敢不从、不敢不惧。自三代以来，君王的政权合法性支撑、国家政治建设、伦理规范等，都是将“天”作为最终依据，比如在夏灭扈氏国、商灭夏、周灭商的政权活动中就是将“天命”作为合法性依据。

另一方面，“敬德保民”以“祈天永命”。西周以来“敬德保民”以“祈天永命”思想成为汉代“罪己诏”中仁政德治、近民安民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商朝及以前，人治、德治等人文因素在政权建设中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德”作为相对具体的德目。

君主的仁政德治要体现在对社会治理、百姓民生等现实问题的处理上，如关于饥荒、流民、盗贼、流寇、兵祸、大疫，以及自然灾害后的社会、民生问题。其三，在政治建设中，重德用贤、明德慎罚是皇权政治的基本要求。

2传统修身正己的思想观念

经历了商周以来“明德”“民本”思想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由神本宗教向伦理人本的嬗变。由此开启了春秋以来，各家诸子对人性、社会、政治等现实伦理关系的探索，尤其在关于个人品格的塑造和超越性人格的追求方面的讨论异常火热。

而随着道德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延续和发展，各家学说逐渐与政治统治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正己修身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君主政权合理性说明的一部分。在汉代，这种修身正己的思想观念影响颇深，成为汉代“罪己诏”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修身正己的道德哲学的典型代表当属儒家学派。孔子借鉴周公礼乐制度,发挥人的至善“仁”性，提出了关于修身克己的道德学说。进而，这种思想被后继儒士和各家学者充分继承，延伸到政治建设中去。

“罪己诏”中皇帝不仅对自己的德行进行反省，对臣民提出“孝悌”“仁人”的德性要求，还提出兴礼乐教化之策，就是发挥“圣人”的榜样和率领作用。最后，“罪己诏”作为官方的权威性文本，强调君主乃是怀揣着“怜愍”天下之心，施“治育群生”之志，行“思富养民”“谒诚尽礼”之政的“圣王”，这就是对修身正己思想的“圣王”目标的政治实践。

“在予一人”：汉代“罪己诏”的“皇权”立场

一“承天地”：皇权之“名”

《汉书·艺文志》引孔子正名思想强调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以说，这种“名实”思想在整个古代社会都备受推崇，汉代社会实现“独尊儒术”之后更是十分重视“名实关系”问题。

1.爵号：“俱命于天”

看似是皇帝的屈己“罪己”之行，实则是皇帝将天命现实化的手段。只有天子具有天命、被天认同，君王之行才能与天呼应，天子也才会对天有如此大的畏惧之心，这是“罪己诏”对天子俱于天命的最终论证。

当然，这种将客观对象、客观规律拟人化、主观化的做法是不科学，也是不正确的。

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这种将自然规律拟化成具有权威性、神圣性、秩序性的人道规则的做法，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认识水平，以及人们社会生活和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人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改制：“明天之命”

“罪己诏”中皇帝对改制行为的强调以及改制内容的提出，就是皇帝对天命的回应。特别是在天道有所示，或是人道有所变的情况下，皇帝更是不敢不顺天志。

汉代“罪己诏”的改制思想，就是在以“三统说”和“五德始终说”为基本改制依据，以天道、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为基本理论支撑下才得以实现的。这是天子在天道思想下对天道规律的拟化和遵从，是对天子承天地而有天命的进一步论证。

在此过程中，皇帝承天之旨意对人道达成“行化”的目的，其主要包括：皇帝祭祀天地各方诸神，为天下百姓祈福降瑞；皇帝从祭祀活动中获取天意，发布政令，施行教化。可见，“郊祀”本质上是皇帝以“绝地天通”的方式，独占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权力，实现了皇帝“承天地”而有皇权之“名”的论证。

其中比如礼乐的改革、德性的反省、改元、除去一应地区的田租赋税，及赏赐牛酒布帛等措施就是“明堂布政”的内容。而这种天子祭天地、布政令的做法，就是天子承天命教化百姓的典型代表。

二“保宗庙”：皇权之“实”

在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宗祠”成为人们血缘情感的现实寄托，成为人们生命价值与生活目标的重要依据，“宗庙”也就成为皇帝链接天地神明、祖宗先帝与臣民的媒介。皇帝的“保宗庙”之行，即对“宗庙”中的神主牌位进行祭祀、供奉，既是祭祀先祖神灵，也是将自己神化为“非人”的存在，是对皇权之“名”的现实维护。

在“罪己诏”中，皇帝首先将天子皇权的事实来源诉诸于皇帝对宗庙之“奉”的特权行为，进而将皇权落实于皇帝对“蒸民”之“牧”的特权行为。

1“奉”：宗庙

这些“称宗庙”、“奉宗庙”、“谒高庙”的行为就是皇帝在以实际行动供奉宗庙先祖、告慰上天神灵，重申其在宗庙体系上独一无二的位置。因此，皇帝在“罪己诏”中对“奉”宗庙特权行为的强调，也就是对天子“获保宗庙”而具有皇帝特权的强调。

“罪己诏”中对天子“奉”宗庙的强调，首先体现在天子以一己之身承接宗庙祭祀。比如，在汉代“罪己诏”中多处可见。

既然天子之位表现为对先祖大业的继承，那么社稷洪业于皇帝而言，既是天子必须接受的责任和重担，更是其天子之尊、皇权至上的依据和保障。帝王洪业和宗庙祭祀结合在一起就表现为：继大业者，祀宗庙；祀宗庙者，继承大业。

继而在“奉”宗庙之人的身份的选择上，首选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嫡子，但若没有血缘关系上嫡子可继承大统，也可以是入继的具有拟血缘关系的嫡子。

2“牧”：蒸民

皇帝“承天地”之命，而对天下百姓具有养育、管理的责任。同时，既然皇帝是以“奉”宗庙而成为社稷大业的继承者，具有统管众民的权利，那么，“罪己诏”对皇权合法性的论证，必然指向皇权的事实表现，即皇帝具有“司牧”、“养治”、“养育”天下百姓的现实特权。

宗庙设置中的“昭穆制度”是对本宗先祖的血缘先后、长幼尊卑加以排序，以此确定祭祀者与本宗的远近亲疏，进一步确定祭祀者在本宗的尊卑次序。

在这个制度下，群臣奉太祖之庙以示归宗，表示本宗是隶属于皇族的小宗，但其实，大多数臣子与皇族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这只是当权者运用宗庙制度将君臣关系进行拟血缘化，以“亲亲”推“尊尊”，将天子从皇族至尊公化为天下至尊的手段。

由此，天子就能够居于正统大宗之主的位置，坐拥皇权。其次，在君民之间，君主被设定为“父母”的身份，而具有统领百姓的合法性，这主要是通过“君”对民具有“父母”之养治的恩泽，而具有父母的身份，进而实现“尊”的等级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