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这个地方叫兰州湾子，农民春天拾粪，一锹铲出大月氏人的王城

让我们在《史记》的一段里开始追寻。

“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纪第一》）

在此引用解惠全、张德萍的译注：“欢兜曾举荐共工，尧说‘不行’，而欢兜还是试用他做工师，共工果然放纵邪僻。四岳曾举荐鲧去治洪水，尧说‘不行’，而四岳硬说要试试看，试过后却没有成效，所以百官都以为不适宜。三苗在江、淮流域及荆州一带多次作乱。这时舜巡视回来向尧帝报告，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使之变成北狄；把欢兜流放到崇山，使之变成南蛮；把三苗迁徙大三危山，使之变成西戎；把鲧流放到羽山，使之变成东夷。惩办了这四个罪人，天下都悦服了。”

这也许就是三苗被迁的原因，也是历史上对三苗的一种说法。三苗这个部族在历史上挺复杂的，据说，他们最早生活在今河南南阳地区，尧、舜、禹时代主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后来，他们移居鄱阳湖、洞庭湖一带（《战国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是指整个三苗部落的活动地域，彭蠡、洞庭就是今天的鄱阳湖、洞庭湖）。

通过尧、舜、禹的战争，人们不仅能看到三苗强大的部落集团，尧当然不可能将他们全部迁徙大三危山，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不可能。但迁徙应该是一定的。因为没有全部被迁，所以有了三苗的南移和《战国策》的说法也很正常。根据上古时代的传说，三苗国国君是姜姓，可以断定三苗即华夏集团派系或者一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把南边的事情放一放，先说西边被迁至三危山这一带的三苗人吧。“三危”是史书记载中最早的敦煌地名。《尚书·舜典》也说：“窜三苗于三危。”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景区，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绵延60公里，主峰在莫高窟对面，三峰危峙，故名三危。

《史记·五帝纪》：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又说，羌，三苗，姜姓之别。析枝、渠廋都是古族名，析枝又称鲜支、赐支、河曲羌，分布在今青海石山至贵德县河曲一带；渠搜，又作渠叟。分布于今甘肃酒泉迤西至鄯善一带。后又向东西分别迁移，其东徙者居于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大约在我们今天说的河套地区；其西迁者曾建国于葱岭之西。《隋书》沛汗条，又云为古渠搜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羌，这个民族现在一些人将他们看得有些太简单了，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其实不是，在《隋书》人们还看到当时把生存在我国西北地区一些山大沟深地方的、弄不清族源的人，都统称为羌。而羌这个民族更早的时候应该是西王母部落集团的首领部落，其下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就是《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氏”和《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与常被人们提及的月氏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人，《旧唐书》称其为戎人，《后汉书·西羌传》则记载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说明月氏的语言很可能属于汉藏语系。现在，有一些学者都要把这个民族向境外扯，近百余年来，围绕其族源产生了很多“学说”，有粟特族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等。

我们通过汉武帝派张骞联络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以及前文中说到的关于三苗的历史记载分析，月氏人最早一定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民族，且在迁徙于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地区时，一定是被冠之于“羌”之下的。而《汉书》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的记载，让我们觉得月氏一定与“窜三苗于三危”有关，甚至，他们就是被迁徙的三苗的一个分支。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仍然有着很多关于月氏人的传说，甚至有人说张掖的黑水国遗址和临泽县昭武故城就是月氏人当年的发祥地，我们不否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其遗留下来的可供人们研究的关于月氏人的文物毕竟太少。相对而言，在新疆巴里坤有很多的遗留反倒能说明月氏人的历史存在。

巴里坤隶属哈密市，而哈密古称西漠（西膜）、古戎地、昆莫，在距今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哈密人的祖先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先后有多种民族在这块绿洲上生活过。关于巴里坤这个地名有三种说法：一说系突厥语“虎湖”之意，因巴里坤湖而得名；一说系蒙古语“巴尔库勒”的谐音，意为“虎前爪”，以地势险要取名；一说为古代月氏语，人们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在距巴里坤县城西大约5公里有一个叫兰州湾子的地方，这里清朝时只有两户人，一姓倪，二姓邵。公元1773年，清军在巴里坤修建满城兵营时，让这两家人从城里搬出，他们选择了城西南依山傍水的一片空地。因为祖上是从兰州来的移民，所以，这片空地便因为这两户人家有了兰州湾子这个地名。

兰州湾子到处都是石头，但在石头间隙却有着肥沃的黑土，两家人因此在这里生息繁衍了下来。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村里已有了上百口人，成了名符其实的村子，但比村子更久远的历史却停留在村里，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村西头，有一个用鹅卵石垒砌而成的高台，村里人将它叫鄂博，却不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冬天，人们喜欢把牛羊赶到那里，然后，在石头的高台下闲谝聊天。因此，鄂博的周围有了很多牛着的粪便。

庄稼人种田需要肥料，大约到了1982年的春天，有位老农赶着驴车去高台周围拾粪，当他把铁锹对准一层羊粪，一脚踩下去，发现随锹扬起的不只是羊粪，还有一层红色的土壤。再次深挖，老农听到了刺耳的刮擦声，一个被泥土包裹的器具显露了出来。什么东西？老农惊异地蹲下身子，一点点慢慢掏出器具，发现它的模样和自家用来家腌制咸菜的坛子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来自于地下，老农意识到可能是文物，随后，赶着毛驴车向当地文管部门报告了此事。如此，这个被称作鄂博的石头高台引起了考古部门的关注。

1983年，当地文物部门确定鄂博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也是一处最有代表性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该遗址面积近200平方米，残墙高近2米，厚达3米，近底部显坡状，分隔为前后室，主室居南占地100平方米，底部有柱洞，洞内残存木柱残段、北部有附室，南北并列，有门道彼此联通，由附室向东开门，建筑用材选自山前遍布的巨型卵石，石屋内侧壁平整。这就是说，鄂博曾经是供人居住的石头城。

随后，考古学家们断定，石头城曾3次住人，后毁于火，并出土了大型圈足铜、环首小刀、双耳鼓腹红陶罐、陶锉及马、羊、鹿的骨骼和炭化小麦粒等。同时，出土的17具完整骨骸经鉴定具有明显蒙古人种特征，距今3285±75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朝末期。于是，专家们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兰州湾子石屋遗址的发掘说明，早在3200年前，巴里坤已有大型草原石结构建筑情况，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因此，石头城1990年被列为自治区级重点保护单位。

到了2002年，石头城的信息更加丰富了起来，西北大学文博系教授王建新主任带队，在此期间又进行调查，共发现建筑遗址11组100余座，古墓葬200余座，岩画1000余幅。王教授说：“像这样史前人类古遗址群在西北地区共有5处，兰州湾子古遗址群原貌保存的最为完整，在新疆古遗址群中不多见，是中国罕见的。”

在这些遗迹里，最让人感觉神秘的是，考古队在遗址区西南一个山顶上，发现了一个东西长20余米，南北宽10余米的高台，高台的正北方有三块巨石垒成的标志，从南向北看像虎的造型，从东、西两个方向看像有双手在捧心祭天。

高台及其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烧土、灰烬和木炭，还有用长方形石块修砌的保存完整的灶坑，灶坑两侧整齐排列着15块大型“石磨盘”，在灶坑内和周围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陶器及大量陶器碎片，一些陶器已被烧黑甚至烧变形；在高台西北方有4座较完整的石围居住基址，其中一个基址内发现有若干烧灶遗迹和大量陶器碎片和动物骨骼，还有四具似被肢解的人体残骸。王建新推测这里是用人作牺牲进行祭祀祭台，祭祀后人们似乎能获得神的力量。

结合周围发现的岩画内容有太阳、植物、生殖崇拜图象和蛇、蜥蜴等爬行动物、飞禽及其它刻划符号，考古队推断，这些体现古人类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的岩画，可能是巫术活动的一种程序，岩画群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古人类的祭祀中心。

一座神秘的石头城就这样被发现和破解了，随后，人们根据岩画的内容与历史的记载，以“大月氏王城”为这座遗址命名，这样做似乎有些绝对，但我们不否认那些岩画的内容一定是生存在这一带远古游牧文明生活的群像，而这中间一定有着大月氏人的影子，以及他们西迁时的气息。

今天，人们研究民族的历史，很多人似乎都喜欢崇洋媚外，认为月氏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但我们要说的是，月氏人正是自此而别，至中亚征服大夏，建立了贵霜王朝。《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我们的史书记载的这么明确，为什么要偏偏相信雅利安人的传说？（文/路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