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为何成为十三朝古都，又是如何失去国都地位的

作为十三朝古都，长安城在唐朝以后再也没没有被后代王朝作为国都，这是什么原因？

要搞明白这个原因，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它又是怎样成为十三朝古都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为了避免抬杠，我们还需要清楚，现代意义上的西安和古代的长安的区别，以及长安城和它成为长安城之前的区别！

西安是一个现代城市名称，地域面积囊括了古代的沣镐两京、咸阳、以及后来的长安古城。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十三朝古都，其实主要是指现在意义上的西安城范畴，即现在的西安境内古代曾经被十三朝作为古代都城。毕竟，丰京不等于镐京，而咸阳和长安城又是隔渭水相望。如果单单就长安城作为国都的历史来讲，我们首先得把秦朝以及秦朝以前的西周排除掉。

即便是拥有同样名字的长安城，汉朝的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范围都不一致。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歧义，我们今天所讲的长安城，应当包括更广泛的在今天的西安以及西安附近建都的地方。

最早在这块地上建都的应该算是崇国，崇国的国名最早来自于大禹的父亲鲧，尧帝以鲧建造城郭有功，将他封在嵩山附近一带的崇地，负责管理那里的百姓，得名“崇伯鲧”，夏朝的崇部落就在这一代，商灭夏以后，将崇国迁到今天的西安鄂邑区一带。公元前1051年，作为灭商的前期工作，周文王灭掉了崇国（部落），并将都城从岐山山脚的周原一带迁到崇国这里，在沣水河西岸建造都城，取名丰京。这是西安建都史的开端。

周武王灭商以后，在沣水河东岸建造镐京，作为治理国政的政治中心，而先前的丰京则主要作为宗庙祭祀的地方。两地合成丰镐，共同成为西周王朝的国都，当然实际上课本或者地图标记上都习惯把西周的国都标记为镐京。

此时镐京能够得以建都的主要原因相对简单，这里是周王朝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加上位于河流交汇处，便利的运输条件和肥沃的冲击平原，给周王朝的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周公旦借助三监之乱将周王朝的控制范围拓展到黄河中下游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控制的需要，在黄河出山口以东的平原地区建造了洛邑，并在此驻守成周八师来监视东方各国。

从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出洛邑地区对于关中王朝的重要性，同样的交通便利，退可以防守关中，进可以直达山东各地，也对应的埋下了未来取而代之的伏笔。洛邑不仅驻守有周王朝的主力成周八师，甚至连周王朝的九鼎都安放在此，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镐京，这也是后世争议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实际在洛邑的原因。

公元771年，犬戎部落攻破镐京，这是长安第一次被毁掉，周平王鉴于镐京仅剩残垣断壁，被迫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八百年历史。实际上，整个东周时期，曾经的国都镐京已经完全被废弃。

犬戎的侵扰成就了秦国，作为对秦襄公护驾有功的褒奖，周平王将岐山以西的地方交给秦襄公经营，秦国得以立国，随着秦国控制面积的扩大，秦国的都城也一步步从西向东迁移，前776年，秦襄公迁都汧邑，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城（后来的凤翔），前374年，秦献公自雍城（今陕西凤翔）迁都至栎阳城，前350年，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将都城从栎阳城迁到咸阳。在渭河北岸筑咸阳城。

西安地区经过420年的荒废，随着秦国的强大重新被定位为都城。

秦朝灭亡以后，咸阳城被项羽一把火毁掉，这是长安第二次被毁灭，楚汉之争胜利以后的前202年，汉高祖刘邦与大臣经过讨论，决定定都咸阳附近的长安，得名于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的封邑，实际位置就在和咸阳隔渭河相望的对岸。但这时的长安还是一片乡野，汉高祖只好暂居栎阳城，派萧何营建新都城。两年以后，新城建成，取名长安城，汉高祖从栎阳城迁都长安城。

长安城正式作为国都名出现在历史上。

关于建都长安的决定，当时汉高祖的群臣因为大多是从东方而来，更倾向于建都洛邑，大臣娄敬建议定都关中，汉高祖拿不定主意，询问张良，张良给出的建议是：洛邑周围都是平原，四处开阔，无险可守，而关中地区有函谷关防守东方，南有巴蜀丰富的农业支持，北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其本地又是沃野千里，如果东方有变，则可以顺流而下。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张良因此支持娄敬定都关中的观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定都关中的主要考量，一个是关中的物产丰富，其次是对于东方的控制，进可攻，退可守。尽管此时北方强大的匈奴正对汉王朝虎视眈眈，但主要威胁还是在汉匈边境一带，整个关中地区不像西周晚期那样频繁受到胡人的威胁。张良的话里甚至把附近胡人的畜牧业当做物资来源。关中地区的安全感，是西汉王朝定都关中的主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关中地区即没有当年犬戎部落的威胁，也因为函谷关的扼守而不必担心来自东方的威胁。

后来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齐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长安城，连函谷关的大门都还没看到，就被从长安出发的汉军浇灭，就是一个很好的论证。

汉朝长安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奇怪的是，东汉竟然把都城搬到了洛阳，这又是为何？

首先是西汉末年，连年战乱，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长安城第三次被毁，而洛阳反而因此得以相对保全，定都洛阳要远比定都长安省时费力，减少成本。其次是洛阳更靠近刘秀的发家之地南阳地区，南阳是刘秀起家的地方，也是刘秀很多手下大将出发之地，定都洛阳更靠近自己的大本营，巩固刘秀的统治。第三就是刚刚拿下大汉帝国的刘秀并没有太大的目标，鉴于百废待兴，力量薄弱，选择洛阳建都史最划算的选择。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西域诸国纷纷要求东汉王朝恢复“都护”管辖，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甚至派人到洛阳“请立都护”，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匈奴未服”而没有允诺。

东汉初期的疆域范围

对刘秀而言，关中以西的地方不再成为他关注的地方。东汉王朝对于西域地区的统治是在汉明帝以后逐渐恢复的，在汉明帝时期，东汉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又行了，于是展开大规模的对匈奴反击战，对西域的经营也马上提上日程。

东汉末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之乱令“关中地区二三年无复人迹”，长安城第四次被毁灭，其毁坏程度甚至超过了被董卓一把火烧掉的洛阳。三国时期曹魏主要威胁在南方的刘汉和孙吴政权，更无暇考虑关中地区，因此最终也只能选择定都洛阳。

从此长安暂时失去了作为国都的资格，尽管南北朝时期，一些地方割据政权定都与此，但那也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毕竟他们控制的地方就那么一丢丢，矮子里边挑将军也只能选择相对较好的长安。

但是这种安排却给了长安逐渐复苏的机会，随着北方逐渐被北魏统一，局势逐渐安定，北方的农业生产也得以恢复。长安城也因为其关中的地理优势，逐渐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因此脱胎于北魏的西魏重新定都于此，后来的北周更是从这里走出去重新统一了北方。

因此在隋朝建立以后，长安获得了重新建城的物质和政治基础。

隋王朝最初选择延续前代北周的都城，居住在汉长安城内，但由于年代久远，建筑倒塌严重，城内残破不堪，于是582年，隋文帝命隋代建筑大师宇文恺在汉长安城南边营建新都，由于隋文帝早年被封大兴公，因此新都取名大兴城。

大兴城从内到外，先营建宫城，在在外部营建皇城，历时九个月宫城和皇城先后完工。最为封建王朝里有名的基建狂魔，隋王朝的大规模基建工程才刚刚拉开序幕。第三年由大兴城东凿运河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隋炀帝杨广即位，605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城至江都（今扬州），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大兴城的总体格局至此形成。

大兴城总体面积约84平方公里，通过运河连接黄河，再通过通济渠，直达江南的扬州。南方的粮食和物资可以直接通过运河直达大兴城。为此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修建粮仓，囤积了全国一半的粮食。

此时的关中地区和两汉时期就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平原广布，农业发达，主要粮食仅靠关中地区就基本能够满足，但经过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战乱，以及南北朝晚期到隋朝时期该地区人口的恢复和增加，人们开荒垦林，大量的森林被砍伐，荒地被开垦，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农业产能也逐渐枯竭，这就迫使隋王朝不得不通过开通运河的方式从东南地区获得粮食供给。

唐王朝建立以后，李渊将大兴城改名长安城，此后唐太宗和唐玄宗先后完善长安城的建造，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建筑。唐长安城的整体结构就此定型。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长安城相比隋大兴城主要多了一个大明宫和兴庆宫，买东西一次最早就是源自于唐朝东市和西市。

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叛军攻入长安城，这次灾难对长安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长安城再一次遭到毁坏。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由于宦官干政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双重政治问题，导致长安城反复遭到兵灾。唐僖宗时期，王朝内爆发黄巢农民起义，起义军后来再次攻入长安，将宫殿一把火烧毁。世界第一大城市就此一蹶不振。

从此以后，不论是五代十国，还是先后起而代之的大一统王朝宋、元、明、清，都再也没有将长安作为都城。

长安的主要几个王朝都城所在位置

经济的恶化或许可以算作一个原因，到唐宋时期，经济中心逐渐完成南移，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而曾经富庶的关中地区由于水土流失和经济破坏，洪涝、干旱等异常天气频发，往日的荣光已经不再。后期的唐朝在粮食、财政上就依赖于江南的供养。如此，维系南北经济联系的运河也就成为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除此以外，后来的历代王朝也都有其自我选择的独立因素。

唐朝末期，随着藩镇割据的加剧，每一个地方藩镇都极力营建自己的地方城市，彼时全国各地一大批城市因此得以发展扩大，与此时频遭破坏的长安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后来的国都开封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建造起来。

而由于开封处于各个运河生命线的中央，掌控开封也就相当于掌控了天下财富的中枢，“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所以唐朝灭亡后，朱温定都于开封，也就是开始了王朝直接控制运河生命线的历史。此后的后晋、后汉、后周也延续了此政策。后周在变成北宋之前，实际就已经具有了统一全国的实力，主要因素除了郭威等人的改革，控制运河生命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北宋初，在赵匡胤的计划里，上策是建都长安，中策是建都洛阳，下策才是建都开封，鉴于长安已经毁的不成样子，他一度想落实迁都洛阳的想法，被其弟赵匡义劝阻。赵匡义认为定都开封可以控制天下财政，“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匡胤如果坚持定都长安，那就难以用中央禁军控制生命线，也就是无法掌控天下财政，为藩镇割据埋下隐患。

对于财权的掌握是宋朝政府的立国之策。借鉴唐朝亡于地方藩镇的教训，北宋在削弱地方力量上简直是不遗余力，而建都开封，利用运河的便利来掌控天下财权，也基本符合北宋的立国思想。

开封（东京）的运河网络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的格局明显不如他弟弟。

我们可以向想象的是，如果北宋定都长安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物资运输问题，这将会极大的削弱帝国首都的凝聚力，其次就是外患威胁，长安的位置更靠近后来的西夏，位于战争前沿，或许会激励长安成为一座军事要塞，汇集更多的战略资源，但从北宋后来的对外政策以及内部的三冗问题来看，这只能让北宋帝国政府更加的恐惧罢了。

这一点可以参考唐朝后期，吐蕃国兵临长安城下的历史，在国力不够强大的时候，定都长安只不过是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在国力强大的王朝，定都长安则只会让国力更加昌盛。

公元820年时期的唐朝，唐帝国丢掉河西走廊，长安城从此时刻面临吐蕃国的战略威胁

毕竟，历代定都长安的大一统王朝，都曾将西域纳入中原王朝的怀抱。

而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除了长安已经失去自身优势以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大都附近是元世祖忽必烈起家之地。得益于早年被蒙哥派来专门经营当时占领的金国故地，包括整个淮河以北的汉族农耕地区，都逐渐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资源，使得他在蒙哥死后能够依靠汉地资源打败幼地阿里不哥夺得汗位。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大都之前曾经作为金朝南迁之前的首都，具有一定的城市基础，否则忽必烈大概率要定他在1256年特意营建的新城开平府（后来的元上都）了。毕竟建造这座城市的初衷就是为了取代蒙古帝国的心脏城市——和林。在整个元朝，上都是蒙古贵族大会——忽里台大会的举办地，也是元朝皇帝即位登基的地方，然后才返回元大都处理朝政。

至于明朝，嗯，不得不说，汉人政权对于定都长安是情有独钟的，这或许是因为长安作为最初汉族政权的龙兴之地，给后来的汉人政权带来的一种认祖归宗的情结。朱元璋曾经和赵匡胤一样，也曾想迁都长安，为此甚至派太子朱标去长安考察，不幸的是朱标考察回来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备受打击而且已经步入晚年的朱元璋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朱标去世六年以后，朱元璋即告别人世。

靖难之役以后，从北京起家的朱棣不顾南京多数臣民的反对，将国都前往自己的势力大本营——北京城，其实倒没太多可以分析的地方，加入他当初不是被封在北京为燕王，而是代替其二哥被封在关中为秦王，毋庸置疑靖难之役以后他必然是要迁都于长安——如果那时他还有能力取建文帝而代之的话。

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说法，更多的是我们后人对明王朝作为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情怀。

至于清王朝，如果他有魄力定都长安或者南京，面对四面包围的汉族人口，又距离自己的龙兴之地数千里之遥，我不敢保证他能活到二十世纪初。

所以长安城之所以失去其作为封建王朝首都的地位，原因必须要从内外两个因素去看。

关中地区的经济恶化是一个方面，单单这一个因素并不能改变它的地位，毕竟隋唐两代仍然可以凭借强大的统治能力使其成为全球最伟大的城市。战争也并非根本因素，毕竟长安城历史上遭到多次毁坏，既然曾经可以重建，如今也依然可以重建。

而在王朝实力不足的时候，退守中原，依靠最便捷的河道运输来保障首都的生命线才是最为稳妥的保障。开封城虽然处于无险可守之地，但其毕竟位于北宋王朝的中央地带，外围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打不过，就躲远点。这是当时面临诸多外部政权威胁的北宋权宜之计。

但强大如元、明、清，主要权利来源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所得，所以国都自然要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地方。北京城，不仅是元帝国的力量中心，也是朱棣的力量中心，更是距离清王朝龙兴之地最为接近的大城市。当初刘秀选择洛阳为都城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这就是我在之前的文章里经常提到的一个史学观点，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但也会时常被偶然性所改变。而长安之所以失去其封建王朝首都的地位，正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作用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