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塘河相伴的日子

本文转自：温州日报

葛亦虹

当我急赶慢赶到达东门码头时，瑞安到温州的那几条船还停泊在塘河河埠头，此刻船头的老大正在整理着船缆绳和船篙，码头上人也嚷嚷地陆续登船，我的心顿时松弛了下来，庆幸自己没有迟到。这一年我十八岁，每个星期一要乘这时间的轮船去塘口一家工厂上班。

我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珠，也紧随着大家上船。

这种轮船的船舱是长方形的，从门口走进去，左右两边分别摆有两排长凳，每一排有四张长凳，每一张长凳有四五个人可以坐。

进了船舱，我往往紧靠着墙壁的凳子坐，然后拿出面包往嘴里塞，这时船舱里卖老鼠药的声音已然响起，我这边刚刚把面包咽下，老鼠药的药效还没有听清楚，船舱正中间又一个声音响起，原来卖老鼠药的已经悄然退场。紧随着的是一个穿旧长袍的盲人带着小姑娘开始了唱道情，那个长长的渔鼓在盲者的手掌敲击之下，发出嗡嗡的乐声，小姑娘打着简板附和着，大家嗑瓜子的声音、说笑声音、孩子的哭声慢慢都被这渔鼓的音乐所掩盖，“贤兄啊，你今天是特地到此还是……九妹啊……”虽然是盲人，嗓音却洪亮，唱得十分动情。他唱完了，几个老大娘眼睛都润湿了，一边说着“祝英台如何如何”，一边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慢慢摊开，拿出里面的几个角子，放在小姑娘递过来的破帽子里。估计这道情所唱的祝英台故事这些老大娘早已经烂熟在心，可是每次听，她们仍然要落泪，仍然拿出那些散角子递给小姑娘。

这时，传来船老大的喊声：“九里到了！”九里是这趟船的第一停靠站，九里南岸靠塘河有一个亭子，名唤“九里亭”，是瑞安城关人送别亲人出远门的最后站点。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这里写到的“长亭”不就是咱们塘河的“九里亭”吗！可以想见在古时，瑞安人出远门，一家老幼搀扶相送，走走停停，一直走到九里亭，出门人饮过送别酒，踏上船儿挥手作别；相送的人们看着船儿扬帆起锚在塘河上杳杳而去，仿佛心也被带走了一般，塘河水啊长悠悠，万里送行舟。

船舱里刚刚听唱道情的安静局面被这老大一吆喝，顿时骚动起来，客人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我从船舱窗口往埠头看过去，那个盲人在小女孩的搀扶下正踏在长长的跳板上，晃晃颤颤的背影让人心酸，估计他们要等下一班的轮船再上去唱了。

船继续前行。船里说快板的、唱鼓词的、卖牙疼药的轮换着来，各种此起彼伏的声音中我也到了塘口。

我上班的工厂就在塘口的北岸。

厂子不大，大约有五开间二层楼，坐北朝南，白花花的塘河就横在厂的门口，一条小路沿塘河边进到厂子来。

厂门口几级石阶就是往西行的船只停靠的河埠头，我和工友经常在厂门口面对面坐着，拉着锯子，把一些电线杆一般粗的铁柱子锯成一段一段的，我们一边锯着，一边看塘河两岸轮船上下的风景。

每天从温州到瑞安的船大约有四趟，上午两趟、下午两趟。

船到埠头了，有时一个老汉挑着很重的稻箩，摇摇晃晃地从跳板上一步一步挪下来，那些空手没有行李的乘客赶紧上去搀扶，嘴里嚷着挑这么重的担子干嘛；有时一个瘦小的女人背上布兜里兜着一个孩子，腰间缠着行李，一只手紧紧攥着一只咯咯叫着的老母鸡,另一只手还牵着一个流着长长鼻涕的孩子，从船舱里出来，河埠头几个待船的散客见此情景“噔噔”小跑过来，把孩子从起伏不定的船尾上接过来……

靠岸的船卸下客人和货物，汽笛一鸣，发动机“腾腾腾”发出巨响，船要走了。这时从远处跑来一两个客人，沿着河边挥舞着双手大喊着“等等……等等”，船老大早已习惯了这种场景，赶紧扎下马步，突出身子伸出宽大的手掌，拉紧客人的手登上轮船。客人们登上船后，咧着嘴一边大口呼气一边笑个不停，那种快乐仿佛得了黄金一般，他们用袖口擦着往下滴的汗水，喜滋滋地找座位去了。船舱里的人也会自动挤拢一点，匀出长凳的空位给刚上船的客人坐，客人也会很感激地不住点头，船舱里一派和谐的景象。

河埠头，刚刚送走一拨客人，暂时有点冷淡。再过个时辰，渐渐又有客人聚拢，等待下一班轮船。那些早到了的乘客，往往倚在我们厂的门口，看我们拉锯，经常有人问，你们得多久才能把这圆卵卵的柱子锯断呢？三四天吧！工友总是这样回答。到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惊讶于那时一整天这样坐着锯铁柱，怎么就不会单调、枯燥、乏味呢，也许就因为那时满心满眼是塘河、河埠头、轮船、小舟和朴素而善良的人们吧！

沿着厂的围墙还堆着一堆堆稻秆，那是厂里厨房烧饭的柴火。冬日有暖阳的日子，我吃了午饭，就把饭盒在塘河里一洗，扔在稻秆堆上，随即自己也躺上稻秆堆上晒太阳，闻着稻秆的香味，听见船夫划船发出“欸乃”之声，看着河水泛起小浪，我就这样眼睛半开半合，和过往的轮船顶上的人们睥睨相望，那种惬意和轻松后来几十年再也没有过。

我们厂除了在塘河北岸的厂房外，在南岸有一个简易的冲床车间，我和工友经常抬着锯成段的铁铸子去南岸的车间打洞，去南岸要经过一条横跨塘河的“塘口桥”，“塘口桥”旁边有一株枝叶繁茂的榕树，榕树的枝叶覆盖着桥北岸一边，桥北岸一边树荫里好些人坐在栏杆上聊天，这里就像镇里的文化聚集地，这里有最粗俗的话语，这里也有最淳朴的情感。

当我这个细脚伶仃、豆芽菜一样瘦的人和工友抬着铁铸子，一边的肩膀斜塌下去，歪歪斜斜从桥中间走过去时，桥上总会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当然有些人也非常好意地过来帮我抬，我也就在大家的哄笑声和帮忙中和他们熟络起来。

慢慢地我在当地也有了几个好朋友：典峰、宗敏、陈娟、还有一个叫阿坦。那时食品极其匮乏，嘴巴里淡得很，又没有东西可吃。有一天，阿坦说，对面小河边有一家生产粉丝的厂，咱们去那里弄点生粉过来，做粉羹吃怎么样。宗敏说，我家有煤油炉。陈娟说，我药店里有红枣。典峰说，我们供销社里有白糖。就这样定，大家击掌叫好。

一个月亮盈盈的晚上，我们悄悄聚在桥下第一间屋子——宗敏家也即陈娟打工的药店楼上，做“藕粉羹”。在昏暗的油灯下，大家都蹑手蹑脚走上楼梯，生怕吵醒宗敏的家人。陈娟负责做羹，月亮照在她脸上，朦胧中，她的侧影仿佛陈逸飞画的《海棠依旧》里那位江南女子一般娴静美丽，我看呆了。那一晚，我把陈娟的婉约尽收眼底，却不曾看清陈娟到底放了哪些料，我吃的是什么粉做的羹，但是人生一路走来，就是那晚的粉羹最好吃，那晚的月光最好看。

宗敏有一把小提琴，工友培荣有一把二胡，两三个人时也提议过，能不能聚在一起唱歌，但是宗敏是采购员，经常出门去；培荣是厂里的骨干车工，加班的任务繁重；陈娟在药店里也分身乏术。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后来我回城了，后来宗敏出国了，后来陈娟也到外地了……

我经常想象一个画面：我们几个人倚靠在厂围墙边的那堆稻秆上，或者坐在河埠头的石阶上，由宗敏拉小提琴，培荣拉二胡，我们大家唱着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歌声在塘河的上空久久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