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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明朝有那么多诤臣与皇帝对着干，而清朝则很少？
因为在古代社会，大臣怼皇帝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汉代的丞相曹参，他的上司汉惠帝因为不满其施政风格，对曹颇有怨言，结果曹知道后不仅不认错，反而教育了汉惠帝一通（具体内容见《史记》）。做臣子的活到这份上，也是很有勇气了。
这样的一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明清时期。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对比这两个专制王朝的历史，便会发现，清代大臣怼皇帝的力度，其实远不如明代。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制度设计的差异，应该占到第一位。
众所周知，明代的内阁制度，有着这样的操作逻辑：
大臣们把需要给意见的事情写成折子交给皇帝，皇帝简单浏览后发给内阁，让内阁大臣进行讨论，并写下他们的意见。
然后，阁臣再把自己的意见交还给皇帝做最后决定。皇帝认可了，就画个红圈，这就是“批红”。
最后，大臣们再按照皇帝的决定草拟诏旨，并交到六部去执行。显然，这样的制度结构中，内阁大臣们的意见，有时是富有决定性的。而当皇帝消极怠政时，阁臣更是成为了整个帝国真正的决策者。有了权力，阁臣自然是牛气三分，他们不仅敢于公然质疑皇帝的决定，甚至还敢通过最后“草拟诏旨”的环节来篡改皇帝的意见，以达成“先斩后奏”的目的。
面对既成事实，皇帝虽然雷霆大怒，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内阁制度已经定型，而一旦对其稍作更改，即可能招致朝臣的联手反对。所以皇帝多只能通过重用近侍（宦官）的方法来制衡朝臣，结果收效甚微。
不过，明代阁臣弄权的旧事，在清代很快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清军入关后，为了让政权平稳过渡，清朝统治者大量采用了明朝的制度，内阁制度（清朝叫“内三院”）也不例外。可是，顺治也知道，如果不对内阁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进，自己很有可能面临跟明朝皇帝同样的麻烦。因此，他决定趁制度还未定型时变变其中的逻辑，好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顺治是怎么做的呢？他知道，每天需要处理的折子，有发回内阁“众议”与“草拟诏旨”的过程，而他认为，必须在这些过程中及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大臣“独断”。
因此，他宣布在紫禁城的太和门外空出来几间房，自己摆驾其中，命令内阁大臣轮流带折子（当天需要处理的事情都在里面）来“同他讨论”，最后，在皇帝的亲自监督下，拟好发给六部的命令。
显然。这一过程是由顺治所主导的，碍于主上的威严，臣子多只能唯唯诺诺的附和，而顺治也可借此机会了解事情的原委。这就是“御门听政”制度。
顺治的这一套，被清朝皇帝继承了下来，到了康熙时候，康熙虽然把听政的地点改到了乾清门外，可始终没有放松对大臣草拟诏旨的监督力度。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朝内阁大臣同明代内阁大臣相比，权力是大大缩小了，在顺治等人的制度改动下，他们由曾经的决策要员，一变而为皇帝意志的传声筒。而这一变化，也直接导致了清代阁臣无法再像明代阁臣那样去抗衡皇帝。既然抗衡都谈不上，那么批评自然更是无法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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