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贤妻良母还是做独立女性？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的艰难人生选择

作为一个不断寻求认同的孩子，张爱玲总是不断在散文和小说叙述自己的母亲，既爱又恨。作家隐含控诉的笔塑造了我们熟悉的黄逸梵。

如果这个故事是由黄逸梵来讲述呢？

黄逸梵和张志沂的婚姻危机直接原因是家长权威的消失。

张志沂幼年丧父，寡母李菊耦对儿子教养非常严格。“二爷背书，老太太打呵！”

张志沂十六岁，母亲去世，管教他的家长是二哥张志潜，风格也延续了旧式家长风格，保守而严厉。

《小团圆》中大爷便是以他为原型。

“大爷看电影看到接吻就捂着眼睛，”楚娣（张茂渊为原型）说。“那时候梅兰芳要演‘天女散花’，新编的。大爷听见说这一出还好，没有什么，我可以去看。我高兴得把戏词全背了出来，免得看戏的时候拿在手里看，耽误了看戏。临时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让去。”

不过虽说长兄如父，但长兄毕竟不是父亲。张志潜的权威和约束力随着弟弟妹妹的成长而削弱。

1922年张志沂的堂兄张志潭帮他谋到了津浦铁路英文秘书的差事，张志沂带着家人到天津生活，乘机和大哥张志潜分家，算是开始了自己的自由生活。

可惜对他来说，自由就是放纵。

这位之前被严厉管教的末世子弟很快沉迷于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和吸大烟，拿着分来的家财花天酒地。

黄逸梵呢，也同样在1922年获得自由。黄逸梵是遗腹女，抚养她长大的母亲是父亲的正房。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她对母亲的感情是极深的。

《小团圆》中蕊秋（黄逸梵为原型）对女儿说：“外婆给你舅舅气的，总是对我哭，说你总要替我争口气。”

1922年她母亲去世，一方面留给她丰厚的财产，另一方面母亲对她的沉重期许也不复存在。

获得财富和自由的黄逸梵如何对待在自由中沉沦的丈夫？自然是要抗议的，并无效果，于是离开就成了黄逸梵的选择。

1924年黄逸梵借护送小姑子张茂渊留学的名义，随同出国。那年，张爱玲4岁，张子静3岁。

那时候她并没有决心舍弃婚姻，仆人会向她报告家中情况，孩子们也时常收到妈妈寄来的衣服和玩具。

离开她的张志沂生活得一塌糊涂，声名狼藉到自己职位不保，还连累了举荐他的堂哥张志潭。张志沂忏悔，写信给妻子，恳求她回国，希望夫妻俩能重新开始，认真生活。

黄逸梵回国了，给丈夫机会，也给孩子们庇护。

那时候张爱玲8岁，张子静7岁，这是张爱玲姐弟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张子静回忆说，“她尚未和我父亲离婚前，对姐姐和我的饮食营养很注意，常叫我们吃牛油拌土豆泥和菠菜泥。我虽不爱吃，也只好把它们当药一样吃下去。”

《小团圆》中“九莉从小听蕊秋午餐训话讲营养学，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无疑都是那段时间的事情。

黄逸梵不仅重视孩子的营养，也希望孩子不要沿袭旧有的私塾教育，而是送进新式的学校。

可惜美好的时光过于短暂，“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

张志沂的鸦片戒不掉，对于妻子的理念也全不认可，只能近乎无赖地维持这段婚姻。

黄逸梵坚持离异，最终在1930年正式结束了这段婚姻。

张爱玲姐弟归张志沂抚养，不过额外注明，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需要征求黄逸梵的同意，孩子也可以时常去看母亲。这样注明是有原因的，正式离婚前，黄逸梵送张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皇室小学，张志沂“一再地大闹着不依。”

张志沂的大闹并非是为了守旧。张志沂也曾自诩新派人士，他在天津的差使是津浦铁路英文秘书，虽然挂名，讲英文有点口吃，但是英文并不太糟糕，“也懂点德文，喜欢叔本华，买了希特勒《我的奋斗》译本与一切研究欧局的书。虽然不穿西装，采用了西装背心，背上藕灰软缎穿在汗衫上。”

张志沂的守旧，因为省钱也为了赌气，说到底，不过是自私。

离婚协议上孩子的教育费由他承担。张爱玲在母亲的强力干预下早早送到了新式学堂，张子静呢，虽然只比姐姐小一岁，姐姐读高一，他才插班读小学五年级。

黄逸梵对张子静的事没有力争，大约以为张志沂就这一个儿子，总不能不给他受教育。

不管怎么说，日后张志沂的人生轨迹证明离婚的正确性。

这么一个男人在烟榻上耗尽了自己的财产，唯一的儿子教育上也是七零八落，婚事也无人操持。

张志沂不愿意出女儿留学的费用，父女俩冲突的结果是张爱玲在《私语》中写的暴打、囚禁和逃离。

黄逸梵接纳了女儿，提供了女儿受教育的经费。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报酬替女儿聘家教，“牛津剑桥伦敦三家联合招考的监考人自己教，当然贵得吓死人。”这笔费用也物有所值，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而被伦敦大学录取。

黄逸梵的眼界和魄力可以想见，她对女儿的担当也是实实在在的。

母女俩关系却算不上好，张爱玲像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哪吒一样，成年后将母亲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折算成黄金还给母亲。

个中原因，一言难尽。

从女儿的角度来看，因为深爱，所以苛求。作为一个天才少女，张爱玲渴望得到母亲无条件的爱与包容，然而生性敏感的她又发现母亲的爱不够纯粹。

从母亲的角度来看，黄逸梵除了做母亲之外，她想做自己。

她需要在女儿的前途和自己的人生之间进行取舍，她需要在女儿和儿子之间进行取舍，她需要女儿自己对人生进行取舍，这些权衡取舍，是一个绝不愉快也充满世俗算计的过程。

黄逸梵爱美，梳爱司头，涂红蔻丹，喝羊奶，住浅水湾，铺仿毕加索的画织就的地毯，维持体面的生活，这些都需要金钱。她自己在黄家继承了不少古董，不过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并没有张家的地产和房产那样丰厚安稳，她也曾考虑过创业，但是并没有成功，面对青春期的吞金兽，黄逸梵的焦虑和怨念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另外一方面，母女俩磨合的过程并不轻松。虽说母女血缘天性，但双方已经太久没有在同一屋檐下亲密相处。

记得湖南12岁弑母少年吴某康吗？背后有无数类似的半大孩子和陌生父母的冲突。张爱玲和母亲何尝不是如此。

张爱玲在父亲家的时候，正如她自己所说“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上学、看电影由汽车接送，她连自己家汽车的号码都不记得，更别说道路方向。到了母亲的家，她不会削苹果，要努力才学会补袜子，永远学不会织绒线。

黄逸梵要接纳女儿，要接纳女儿在张家生活留下的痕迹，要接纳女儿与前夫相似的地方。这些并不容易。她对女儿的审视与嫌弃要比一个伴着女儿成长的母亲突兀得多，张爱玲“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这给张爱玲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所有的孩子都希望母亲是“只要你健康平安”的李焕英，但其实许多母亲都曾有过“要不是你，我会如何如何”的暗念，只是有些因爱释怀，有些成为道德绑架的怨母。

追求自我，就必然有自我的边界和要求。

无论是年前的马金瑜，还是春节档的李焕英，母亲们的话题总是自带血雨腥风。这些争论背后有一个永恒的哈姆莱特式的选择：做母亲还是做自己。

在久远的过去，这些并不需要选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一生最大的荣耀无非是嫁个好老公，生个好儿子，夫荣子贵，封号自来。

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可也不需要承担自由的代价，不需要挣扎着在自己的职业和孩子的未来之间不断权衡；不需要被指责，为什么婚姻不幸丈夫家暴还要生三个孩子；不需要被批评，把自己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黄逸梵生活在一个女性初尝自由的时代。她选择了做自己，也兼顾了女儿母亲的职责。

她这一生看过最远的风景，一双小脚踏过半个世纪一个大洋”；她有过绚烂的爱情，可惜男友死于1941年的炮火，孤独终老；她不曾做完美的母亲，也不曾绑架儿女养老，而是坦言“现在是20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60多岁的她，“必须自力更生，手一停，房租、三餐就没着落了”，但临终还是给女儿留下了一个装有古董的箱子。

她的女儿崇拜她怨恨她，最终也理解了她；她的儿子仰慕她疏远她，最终还怀着一些孺慕之情。

她从没有符合世人眼中的幸福样本，但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