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父亲：一份春日迟迟的爱

作者：黎荔

张爱玲的幼年在天津度过，虽然母亲在她4岁时就出国了，但她的天津岁月还是相当愉快的：花园洋房，一大群仆人，一派书香气和旧僚气，再加上后来堂子出身的姨太太搬进来，家里从此多了一批莺莺燕燕的客人，一派大观园似的歌舞升平。关于天津的生活，张爱玲回忆起来，总有一种春日迟迟的感觉，温暖、懒散，丰足而悠闲。8岁时到上海，母亲从法国归来，父母重归于好，住在一个很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油板壁，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这个红的蓝的家，对于张爱玲，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浸淫于西洋教育的母亲奢望把张爱玲培养成具有西洋风度的淑女，教她学画画、配色、弹钢琴。可惜好景不长，父母虽然年龄相当，家境相似，亦不乏感情基础，但一个固执自私，一个叛逆倔强，他们剧烈争吵，最终还是协议离婚了。

母亲远走法国不久，父亲就娶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为了显示阔气，全家又搬到一所民初老洋房里去，这是一所有二十多间房的大屋，原是李鸿章送给张爱玲祖母的陪嫁。张爱玲形容这房子“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在这个弥漫着鸦片的烟雾、散落各种小报的家中，“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这种生活延续到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母亲从海外归来，张爱玲与父亲发生冲突被囚禁，最后出逃到母亲家，父亲的家门从此永远向她关闭了。

张爱玲因留学而引起父亲的痛打、禁闭，父亲的横施暴力，在她一生中留下抹不去的痛苦记忆，她日后的创作，如《茉莉香片》中聂传庆被父亲打聋和被后母虐待的描述，《十八春》中曼桢被关起来遭污辱的情节，以及70年代写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中，都有她自己这段遭遇的影子。然而，当她义无反顾地跨出了家门投奔母亲，她又体验了另一种困惑。母亲执著地要张爱玲考国外大学，不惜花重金聘老师为她补习，又教她种种待人接物的礼节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以适应留学需要。从1937到1938年这两年间，母亲千方百计地培养张爱玲，但结果张爱玲承认“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是一个废物”。张爱玲两年适应期的不成功，付出了许多的母亲自然很失望。敏感的张爱玲看出，母亲总在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因为母亲讲过“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张爱玲也在怀疑自己，于是“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这一思想困扰着张爱玲，让她充满了惶惑。在母亲的公寓里，补习功课之余，她常常一个人在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她仰头向着烈日，像被审判一样，产生了“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感觉。旧家庭生活梦魇式的恐怖，使张爱玲感到痛恨和厌恶，可当她无法融入母亲的生活观念的时候，她又难以割舍那种“春日迟迟”的慵懒和温馨。

家的败落与崩溃，必然产生个人命运无所归依的无助。数千年宗法制度下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造成了强大的文化惯性，所以从根本上看，冲出家门需要更锐的敏感，更大的勇气。毫无疑问，它所产生的痛苦也更为深刻、巨大，以致张爱玲在冲破家庭牢笼、回眸怅望的时候，她又产生了几分痛惜和依恋。她知道已破坏的不会再生，更大的破坏还将到来，但又感到破坏来得太仓促，她还没来得及，惘惘的威胁已在等待着她。她痛恨她父亲这一代，曾用批评和讥讽的笔调将他们一一录出示众，她还说，如果“把世界强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的一边必然是不好的”，但又怜惜他们，怜惜她与他们曾共同生活过的那个世界，所以她在说“沉下去”之前，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一方面，“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也喜欢”。如此矛盾，但又如此合情合理，都统一在张爱玲的身上。正是这种对旧式家庭的复杂感情，成为她日后创作世俗男女题材不可或缺的背景——总是笼罩在作品中的一派苍凉气氛，也是她小说中对没落的一代人既恨又爱，不绝对，只有参差对照的由来。在深刻犀利剖析人性弱点时，张爱玲总是流露出对旧式生活方式没落的感伤和留念。张爱玲以其新旧的不调和，记录了新旧变迁的中国社会的特有时代感。

童年的张爱玲极度地缺乏母爱，这导致她从小与其它孩子迥然不同的性格和早熟的心灵。由于自幼在一群仆人中长大，与母亲缺乏交流，没有和母亲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所以4岁时面对母亲出国前的痛哭，张爱玲就表现出往内心退缩、非常沉默的性格。到张爱玲10岁时与母亲再一次分别，“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这对母女的感情因为多年的时空之隔，谈不上有多亲密相洽，她们的关系更类似于导师和学生。她们有着相连的人伦情感，但精神上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终于在不同的人生意愿中分道而行。

没有母亲的童年，父亲成为了张爱玲全部情感的寄托，成为了她生命的一个支柱。张爱玲从小被目为天才，父亲非常喜欢她，给她念诗，教她读书，给她的小说眉批、总批，还装订成册，在亲友中传阅。闲来无事的时候，带女儿去咖啡馆，去夜总会，有时还带她到姨太太的小公馆去。父女之间形影不离，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所以张爱玲虽然没有了母亲，但“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她非常享受这种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与父亲的微妙情感在张爱玲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来。比如说张爱玲翻看旧书，发现一本萧伯纳的《心碎的屋》，空白扉页上留有父亲的英文题识，她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父亲的手迹却让她很喜欢，刹那之间有一种“春日迟迟”的温暖感觉。她很敏感地在记忆中留下了父亲对她的一点一滴，除了下午在如烟如雾的鸦片烟气味中的闲谈往事，还有小时带她买点心，给她的《摩登红楼梦》代拟回目，表扬她做报纸副刊，她都一一记下。

在小说《创世纪》中，紫微想起她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和父亲戚文靖公戚宝彝住在天津衙门里，八岁进书房，交了十二岁就不上学了，每天有很多功课，写小楷，描花样，诸般细活。八国联军侵华那年，从北方逃往南方，拳匪之乱过了，又回到天津衙门里与父亲相伴。父亲每天要她陪着吃午饭，晚上心开，教她读《诗经》，圈点《纲鉴》。他吃晚饭，总要喝酒的，女儿一边陪着，也要喝个半杯。从这时开始，回忆开始变得极其细腻，盛酒的大红细金花的“汤杯”，清冷而高深的堂屋，老爹爹的神情姿态，白茶盅上描着轻淡的藕荷蝴蝶，香得云雾沌沌的梅花……一个如花的女儿点缀在父亲的颓唐晚景里，虽然知道父亲对自己没有期望，甚至爱也只能爱到一个程度，然而也很满足了。这种父女相伴的寂寞而又温存的光景，在张爱玲的早年生活中有着至深的体验。

父女之间的温馨，在父亲再娶后便慢慢消失了。父亲与后母的家，“房子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到后来在后母的挑拨下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并囚禁在空房里长达半年，这房里因父亲的残忍，透露出静静的杀机。张爱玲逃走后，“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父亲的家从此在张爱玲的心中印下黑暗与杀机的空间回忆。当对父亲的感情被粗暴地打断后，张爱玲成为了“临水照花人”，形成了严重的自恋情结（后来发展到自我幽闭、与世疏离），沿着自恋的途径寻找爱的对象。然而，正是通过压抑对父亲的爱，张爱玲在无意识中保留了这种爱，保留了记忆中对父亲形象的无意识固恋。在一篇《苏青张爱玲对谈录》里，就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张爱玲对记者谈了她的婚恋观，她说：“我一直想着，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这一婚恋观中有着明显的恋父情结。

张爱玲一生的两位丈夫都比她大十岁以上，作为父亲的代替性形象和再生。《心经》中小寒狂热地爱恋她的父亲，为此她扼杀了父亲和母亲正常的生活。可最终，她的父亲喜欢上了她的同学绫卿并与之同居。巧合的是绫卿与小寒长相非常相似，就像影子似的。张爱玲在这篇小说里似乎寄托了某种隐秘情思。此外，父亲的影子很明显地出现在张爱玲的几部小说里。《创世纪》中的全少爷，《花凋》中的川嫦的父亲郑先生，家族虽已衰败，但架子仍是搭得十足，无才无力改变现实，唯有在醇酒妇人鸦片中及时行乐。张爱玲对这些遗少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因为她对他们太了解了。她对遗少的了解．来自对她父亲的了解，正如她在小说《多少恨》中说的：“真正的了解一定是从爱而来的，但是恨也有它的一种奇异的彻底的了解。”对于父亲这一类遗少的透彻认识，既来自那些与父亲之间发生的尖锐冲突，也从那些与怨恨同等强烈的爱而来。

《对照记》中写到祖母教育儿时的父亲，为怕他穿着入时，和浮浪子弟学坏，给父亲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履，还将李府门风——李鸿章做学问的方法和生活习惯传给爱子，要父亲将古文、时文、奏折倒背如流，背不出书，挨打，罚跪。结果“我父亲一辈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学了一大堆与时代脱节的无用学问，阴阳颠倒的教养方式，种种原因，造成了父亲性格上的缺陷。虽然张爱玲曾在文章中披露父亲和继母对她的恶劣行迹，特别是对她影响很大的父亲，他对她的伤害，她用文字来加以讨伐。但父亲毕竟是父亲，有一点共同的因子躺在血液里。《对照记》中不仅收入三张父亲的照片，讲述父亲的文字也充满温情和原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微讽的语调背后有对父亲了解后的善意，是深细缅邈、潺潺流淌的骨肉亲情。

张爱玲自知，她不是西洋家庭的一个好的培养基，再好的酵母不适宜她。尽管母亲与姑姑带回西式文明的空气，使家里添了童话书、钢琴伴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玻璃瓶中常开的鲜花以及许多蕴藉华美的朋友，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见书里夹了一朵花，也会飘堕下眼泪。但在心灵深处，张爱玲还是留恋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永远是暮春午后的父亲的房间。正如母亲教张爱玲颜色轻柔的妙处，而她还是固执地喜欢浓烈的红色，因为红色“温暖而亲近”。乃至后来炎樱几度为她的书设计封面，全是最家常的中国景、中国画，繁缛的、华茂的却迟暮的静物，帘拢背后幽幽的古中国生活。张爱玲的某种人生情怀在其中流露出来：春日迟迟，岁月静好，缠绵茵蕴的人情意味，明丽丰足的日常生活。这才是张爱玲生命里最有兴趣的驻留地。与这种安稳人生相对应的母亲的流离生涯，虽然也让张爱玲向往倾慕，但那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并不值得绝对信仰。这就是张爱玲为《传奇》增订本选用那张封面的原因，那个黑影或许可作为广泛的现代生活、现代文化来理解，正是这个黑影的产生，以及孜孜窥视的跋扈姿势，打破了旧式家庭、旧式生活的单纯宁静，造成了惘惘的威胁，让人惶恐不安。虽然旧家庭、旧文化孕育出来的人如此不堪，衰败颓丧的中国让张爱玲感到悲哀，但她对西方的现代生活和文化也是有褒有贬的，她认为西洋文化与人、与现世均有阻隔，凡西洋文化中隆重的东西如壁画、交响乐、革命或世界大战，都使人觉得吃力。在张爱玲笔下，西洋文化培养出来的佟振保、范柳原无情而浪荡，同样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彷徨于两间，张爱玲品尝到的只有难堪的寂寞。

在张爱玲的时代，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张爱玲感到在这时代中人如影子似地沉没下去，充满被遗弃的虚无感，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由此，她爱读《诗经》、乐府、明清小说、现代通俗小说乃至各种小报和民间戏曲，喜欢看街景、听市声，对一切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热切的喜好。在《中国的日夜》里，张爱玲记叙了去菜市场买菜的所见所闻，在冬日阳光下满载而归时，她产生了活生生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感觉。嘈杂的市声中，那些穿着补了又补的蓝布衣的人民，她与他们同为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而劳作，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一句“谯楼初鼓定天下”的唱词，让她联想到“那壮丽景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中国的现实即使是悲凉的，也是与辉煌相映照的悲凉，有着无数历史追忆的古国的悲凉，这种幽幽的思绪融入了她的心中，她的作品里。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除了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在弑父与无母的无家可归的时代环境下，这一代的人们要走到那里去呢？一个面对乱世动荡充满悲观情绪、又对家国怀抱温情期待的女性，在新旧世界交接中能走到那里去呢？王威德认为张爱玲无家弃国，其实她只是求之不得而已，家与国都没有给她现世的安稳。即使在留有母亲的空气、有一种天长地久感觉的姑姑的家中，张爱玲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归属感，这个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对张爱玲而言，那个身心俱适的家何在？在令人惆怅的回忆里，她的天才梦，她童年时代的优越生活，父亲的宠爱鼓励，种种温情，是不能一笔抹杀的。“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吸着阳光。”春日迟迟的童年乌邦托，终于成了张爱玲心中一去不返的“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到了张爱玲的遗著《对照记》中，近事模糊远事真，占大半篇幅的倒是家族长辈和童年生活，在一帧帧旧照片中复活的，是“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这位在异域漂流中永远心怀故国的女作家，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她生命最慰贴的地方——时代的毁坏倾颓未来之前的家园、亲族和安稳生活。那不过是春日迟迟的家常日子，但却是张爱玲心中的地老天荒，是比飞扬的时代、翻山倒海的革命和战争更长久的东西——对于人生的基本的爱，时势无常中的常。张爱玲并不是如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说的天道无亲、不落情缘的人，她留下了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