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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作家木心的这句话,曾经风靡了整个网络,引起了不少青年男女对古时候这种坚定爱情的向往。的确,不够发达的交通,减少了爱情的复杂性。当然,带来坚贞爱情的同时,很慢的车马也会引起不一样的冤情。明朝的"空印案"便是如此。
与郭桓案、蓝玉案、胡惟庸案并称为明初四大案的空印案,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的洪武八年,起因是一张带有官员印章的空白文书。
这个案件的后果有多严重呢?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且不论当时的人口多少,单看这七、八万的数字,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张小小的空白文书,何至于带来这么大的后果?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草根皇帝”朱元璋
出生于草根阶层的明太祖朱元璋,放过牛、入过伍还出家当过和尚。从小就看遍了人情冷暖的朱元璋,在成为皇帝后,格外体恤百姓的疾苦。而且,布衣出身的他对朝中的官员贵族们总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贪污腐败,祸害百姓。
朱元璋经常对臣下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也因此,在处理官员贪腐时,朱元璋是毫不留情。"空印案"便是他首次大规模整治官员贪腐的著名案件。
无人不知的"潜规则"
古时候,没有火车,没有飞机,人们出门全靠车马。极其不便利的交通,不仅影响人们的出行,也影响政务的处理。当时,政府规定,各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向户部呈交地方一年的财政收支和税款的账目。
那时候的税款便是粮食。对于财政上的数字,分毫不差是基本的要求。然而,交通不便,使得粮食在运输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误差。而一旦出现了误差,各地方官员必须重新填报数字,并重新盖上地方的印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户部位于都城,离都城近点的地方还好,一来一回车程不算太远;离都城远的地方就不太方便了,一来一回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不但耗时耗力,还影响政务的处理。
于是,久而久之,在各官员间便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各地方官员在进京汇报之前,都会随身携带几张盖有地方官印的空白文书。这样,一旦出错,就能当场改正填好,省时又省力。
于公于私,这样的做法都是极其便利的。因此,即便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条自元朝便存在的"潜规则"还是一直保留到了明朝,并成为了明朝各官员之间心照不宣的事情。
可是,这样一条众人皆知的规则,唯独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当一张盖有地方官印的空白文书被呈放到明太祖的案桌上时,天子盛怒。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
天子盛怒,后果极其严重。朱元璋在发现了官员之间这一"潜规则"后,认为这是各官员在贪污舞弊,欺下罔上,盛怒之下,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于是,上至户部大臣下至各地方官员,234个州、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全被处死问罪。这在当时,可谓惊天动地。
处理完参与"空印"事件的官员后,同一年间,天空出现了"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场面。出现了异常的天象,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下诏求言,但凡能切中当时时局利弊者,均加官进爵。有位名叫"郑士利"的书生站了出来,为当时因"空印案"获罪的官员进言。
不听你解释
用郑士利本人的话来说便是:"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也就是说,皇帝是因为不了解空印,所以才会怪罪这些官员,假如有人向皇帝解释了其中缘由,皇帝一定会理解的。
彼时,正逢郑士利的兄长因为"空印案"被牵连入狱,而皇帝下诏"有假公言私者,罪"。所以,郑士利等到他兄长被放出来后,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呈交给皇上。在这封信中,郑士利为天子详细地解释了空印的来龙去脉。
其一,这些官员携带的空印文书是骑缝章,一张纸上只有半个章。而其他文书必须使用完整的印章,因此,皇帝所担心的有心人利用这些文书危害百姓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其二,各地方距都城较远,来回不便。如果出现差错便回去修改,一来一回间耗时极长。
其三,任何案件的审理都要依据法律,但是空印事件由来已久,并且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即便这些官员有渎职之罪,也罪不至死。
其四,国家培养一名官员并不容易,这些被处理的官员中,很多都是通情达理清廉明察的人才,一旦被处死,国家就会损失很多栋梁之才。
郑士利的这封书信可谓情真意切,不过,朱元璋可不买他的账。看完书信后的明太祖,大怒,认为一定是有人背后指使郑士利这样做,不然一介书生,怎么有胆写出这样的书信。
于是,朱元璋下令彻查此事。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什么。据《明史·郑士利传》记载:"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
最终,不但因为空印案被抓的官员没有被赦免,就连已经被放出来的郑士利的兄长也再次被抓了起来。而郑士利本人也被流放江浦。
不过,郑士利本就是抱着必死的心呈交的书信,他说:"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虽然最终落得流放的下场,但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因为一封书信被载入史册的老百姓,郑士利也算是名垂青史了。
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因此,即便在各官员看来是公私两便的措施,但是只要是存在不忠的现象,在皇帝心中就是不能容忍的存在,更何况是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明太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借由"空印案"对官员们杀一儆百,但是明朝官员的贪污腐败并没有因此绝迹。后来的郭桓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等便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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