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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中,“屯”字是草在土中的象形,表现幼芽破土的形象,“屯”字底下的一横表示地面,地下的部分扭曲,表示生长困难,进而用来比喻万物初生的艰难。对“田”进行“屯”,体现出土地的来之不易。
“屯”字的演变
屯田出现于西汉,是指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获取军队供养和税粮,主要可以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
西汉前期,汉王朝统治区域常受到匈奴的侵扰,匈奴通过与汉和亲,获取朝廷银两与丝织,朝廷也希望用这种方法减少匈奴侵扰。然而事与愿违,西汉与匈奴的矛盾并未缓解,特别是在人口稀少的边陲地带,更是首当其冲,仅有的人口基本是被征来的戍卒防守,又“一岁而更”(即一年一换),粮草需要从远道调来,非常不利于戍边,官府既要承担繁重的征兵任务,广大劳动人民也要为种粮运粮出力。
对此,借汉文帝征讨匈奴的时机,晁错提出“徙民实边”的办法巩固边陲防御,他认为,匈奴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容易侵扰边境,在《守边劝农疏》中,他分析道:“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
但对于汉人来说,稼穑是主业,因此他建议“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同时在要害之处和河流交界处设立不少于一千家规模的城邑,先盖房,再置备农耕器具。在募民方式上,晁错建议先招募罪犯和免除刑罚的人,不够的话就招募家丁、奴婢、赎罪的人,如果还不够,就招募想去的人,并“赐高爵”,守边有功的人还会获得朝廷的奖赏。通过这种方式,晁错希望达到“邑里相救助,赴胡不辟死”的效果。汉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募民徙居塞下,形成民屯的雏形。
军屯的雏形则出现于汉武帝时期,同样与匈奴有关。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汉廷分析局势,认为“赵信替匈奴策划,在沙漠以北活动,以为汉兵到不了那里”,于是用粮草喂马(平时饲马用豆类,战时用粮食),集合十万骑兵,加上自携装备、马匹共十四万匹准备攻打匈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将大军分为两部横渡沙漠攻打匈奴。
此战过后,匈奴单于“远遁”,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的地盘,汉廷则在河西地区开始设县,兴修水利,并“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巩固获得的新领土,同时又逐步扩大版图,使汉廷控制区域一直连接到匈奴旧地以北。
到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谋反,西羌侵扰边境,汉武帝因部分地区遭灾无粮而赦免囚犯,征发数十万人讨伐,并设置张掖和酒泉郡,第二年又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地区设置田官,并安排六十万士卒在那里且戍且田。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血洗轮台,汉廷又在轮台、渠梨(均在今新疆轮台东南)等地分别置“田卒数百人”用以屯田。昭、宣时期和元帝初年,除继续轮台、渠梨的屯田外,又先后在伊循(今新疆哈密县西)、赤谷城、(今俄罗斯中亚伊塞克湖东南)、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等地搞军屯。这些都是汉代几个典型的军屯案例。
西汉时期全图,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西汉屯田减轻了军粮不足和粮草转运成本高的困难,为国家节约了一笔开支,加强了汉王朝的边防力量,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同时,内地流民被移到边地进行屯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然而,尽管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屯田现象,但屯田没有被制度化,多是用于避免长途调粮,解决边境需求。真正提出屯田制的,是在曹魏时期,这一时期的屯田制规模更大、影响更广。
电影《关云长》截图,片中曹操经常下地种田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粮食奇缺。在随曹操镇,压黄巾军余部时,枣祗对亦战亦耕、兵农合一的做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击败了颍川汝南的黄巾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劳动力。枣祗建议曹操将其利用,在今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
电影《关云长》中,扛着镰刀的曹操(姜文饰)在表白关羽
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仅一年间,就获粮百万石。这时的屯田也正式被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就是政府把流民(称作“屯田客”)组织起来,向他们提供种子、农具、耕畜等,50人一屯,让他们去耕作无主土地,收获后,屯田客把收成的五到六成上缴政府作为租税,政府设置屯田司马、屯田都尉、屯田校尉等官吏进行管理。军屯则以士兵为劳动力,称为“屯田兵”,战时作战,闲时种地。曹魏政权的屯田制使得受战争之扰的北方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通过安置流民,北方的社会秩序也得到稳定,充实了国家力量。但到了曹魏后期,由于屯田制剥削太重,甚至达到民官二八分的地步,屯田客被土地束缚,而土地又不断被门阀侵占,引发反抗,屯田制遭到破坏。到了晋朝,屯田制已经被废除。
曹魏屯田
虽然屯田制被废,但屯田戍边的现象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在唐朝前期,面临战乱影响,朝廷在河西陇右地区部署重兵防御,屯田规模较大,《旧唐书》记载:“永隆(公元680年)时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贞观十四年(公元636年),唐攻占高昌国,贞观十八年(公元640年)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屯垦事务。太宗不顾魏徵、褚遂良等人的反对,将西域州县化,“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此后唐朝在于阗、疏勒、龟兹、焉耆修筑城堡、建立军镇,被称为“安西四镇”。到了南宋高宗初年,频繁的战乱对江淮、荆襄诸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百姓流离,土地荒芜。在高宗本人和不少臣僚的支持之下,湖北、淮南、河南、建康府等地区于高宗初年先后出现了数次屯田活动。但总的来看,这些屯田活动多由各地军政长官自行负责,规模相对较小,同时也缺乏南宋朝廷的统一规划。
唐安西四镇
不仅是汉人建立的王朝,就连少数民族的政权下也有屯田现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辽朝建国前夕,率领战争中掠夺来的依附汉人在滦河上游进行屯垦,这是辽朝最早的屯田。辽太祖正是凭借着屯垦所聚集起的庞大人力物力,战胜了反对他的契丹贵族,开启了变家为国的序幕。蒙古忽必烈即位后,“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开始了对全国各地进行的大规模屯田活动,深受汉人农耕文化影响的元朝统治者,在几次大规模派兵戍边的同时,为满足军需,在蒙古地区驻军屯田,如漠北的主要屯田区哈剌和林、镇海和五条河,漠南的主要屯田区上都、亦集乃。纵观下来,屯田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巩固边防、满足军需,并“顺带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地矛盾,但在后期,人地矛盾往往又凸显出来(如曹魏后期的屯田制),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尽管有屯田制等多重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避免不了徐中约所说的“历史之自然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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