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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之战,汉军豪取河套之地,这场大胜让汉武帝豪情万丈热血沸腾,雄心勃勃壮志凌云,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个惊人的宏大计划。
那就是,筑城移民,开发河套,增加战略纵深,稳固胜利果实。
如今,河套草原的匈奴人已经远遁,千里沃土,只剩下数万人的汉朝军队,这样太浪费了,得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利用起来,筑城移民,大肆农牧,将其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用这把昔日刺向汉朝的利刃,化作汉军北上的长剑,将匈奴从中一剖为二,以利今后各个击破。
然而,当汉武帝这个宏大的计划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以御史大夫公孙弘为首的保守派朝臣的强烈反对。
公孙弘认为,开方河南,工程浩大,所费甚巨,得不偿失。当年秦始皇以蒙恬三十万众在北河筑城,最终也因财力不继而不得不放弃,汉岂可重蹈秦之覆辙。
与公孙弘针锋相对的,主父偃、朱买臣等积进派朝臣却大言开发河南之便。
主父偃与朱买臣认为:开发河南,确实花费巨大,但数万军队远驻千里之外的河南地,其后勤补给转输戍漕,花费也不小,而且每年都得花。与其长期花,不如一次性花完,反倒痛快。况且蒙恬当时虽未筑起大城,但军事要塞修了不少,把这些都利旧起来,也可省下不少钱。
两边吵的不可开交,武帝最后拍板:不要跟朕提什么秦皇蒙恬,数风流人物,俱往矣,还看今朝!朕思虑已久,开发河南,利大于弊,下诏,筑城!
汉元朔二年夏,汉武帝停止了对西南夷、苍海地区的开发,集中精力于北面,遣卫青旧部平陵侯苏建兴民夫十余万筑朔方城,位置在黄河几字形左上角,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朔方的意思就是北方,即《诗经》所谓:“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豪壮,甚是豪壮!
从此,河南地又称河朔,汉之边郡也多出两个新成员,朔方郡与五原郡。当年,赵武灵王建过一座九原骑邑,秦始皇便将其作为秦朝边郡九原郡的首府。汉武帝则又在旁边扩建了一座五原城,并将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
从此,强汉帝国也开始了如流水般的花钱,朔方城和五原城实在太远了,建城所需的砖石土木,十几万士卒民夫的吃穿住用,从帝国东方源源不断的转运万里之外的西北,这在没有汽车飞机的古代,光运输费用就吓死人了,史书明文记载的花费是“十百巨万”,也就是数十到近百亿钱,汉自文景以来积累的丰厚国库为之一空,这简直就是铜钱铺路,黄金筑城。
此外除了朔方、五原工程,所有年久失修的蒙恬长城故塞也得修缮,建立起一整套的防御体系,以巩固黄河屏障。于是,整个帝国水陆上,车船络绎不绝,整个河套草原上,一派热火朝天。
刘彻筑的不是城,是花钱机器。
刘彻修的不是塞,是吞金怪兽。
太史公最讨厌汉武帝的就是这一点。
两年后,刘彻,这史无前例的超级开发商,以倾国之力,终于在草原上建起了两座巨大的城市,从帝国各地,十数万的百姓迁居于此,农耕放牧,以民养兵,河套草原重现生机。
徙民拓边,是汉朝对外扩张政策的的伟大创举,它为中国的边疆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日后,汉军每打下一块地方,就依此办理,派官吏将数以万计的穷苦百姓护送到殖民区,为他们建造屋室,借与公田,贷与耕牛、农具及其他产业,初到时衣食也由政府供给,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佃农,待经济自立后,或超过规定的优惠期后,便向国家交纳租税,这就是民屯。另外还有派军队一面打仗一面耕地则叫军屯,军屯所获则全部上交国家。民屯与军屯相配合,且耕且战,且攻且守,这便共同打造了强汉帝国的钢铁长城。这座长城与中国历代长城皆不同,它不仅是防御的屏障,更是前进的基地,汉武帝此后还要向前向前再向前,把长城一直修到西域、修到大漠,修到匈奴的单于庭中去。
农耕民族一向安土重迁,所以相比于西方,中国甚少殖民,汉武帝此举不但是首创,而且空前绝后,所以太史公有微词也很正常。但历史上那些风流人物,脑回路总是与常人不同的,汉武帝偏偏就是认为:徙民拓边,既可御胡,又能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给缺地、无地的饥困百姓以新的生路,何乐而不为之呢?即使弄得国库空虚,那也是值得的,至少比国富民贫要好。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说:“武帝乘其实而为民利,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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