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的守成思想

早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随父东巡福陵时所写的诗词中就反映了这类思想，其中大部分都以守成为主题。如《恭和御制抚顺城原韵》称:“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恭和御制启跸盛京之原韵》道:“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恭和御制恭渴福陵原韵》说:“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1]他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也把这一观念深记在心。他后来曾说:“予小子懋膺眷命，衣德绍闻，事事仰法前模，以期共登仁寿。”[2]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学士松筠坚决反对他遵照祖制举行谒陵大典极为不满，立即将其降为蒙古都统，并特发《降滴大学士松筠违背圣训阻止渴陵谕》称:“朕从不因言罪人，此等显背圣训之论，不能不惩治也。”[3]表明他遵守祖制圣训的坚决态度。

这种守成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写成的《守成论》一文中。该文首先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业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丕基至于万世可也。”并总结历代的经验说:“历观汉唐宋元明，载之史册，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贪功悻进之臣从而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最后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矩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惟百有余年，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予宵旰勤求，殚心修复，永昭法守，仰副训政授宝之深恩于万一。守成大旨，在于勤修欲废之章程，莫为无益之新图，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体在是，岂浅鲜哉。”[4]他在晚年写的一首《魏征请慎守》的诗中也说:“开创实艰哉，守成每怠玩。富贵渐侈骄，承平忘患难。居安常虑危，已治犹恐乱。始终志不渝，克己以决断。保泰戒满盈，敬慎凛明旦。献纳陈嘉猷，信谏美贞观。”[5]由此看来，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核心就是守祖制，其根据则是历史的经验。我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应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家思想向来有法先王的传统，把三皇五帝时期的统治作为理想政治模式来看待。嘉庆帝在即位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近30年，因而对传统儒家思想有较多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他所写下的古文作品和学习心得的内容大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如《哀敬折狱论》中就说:“先王用刑所以行不忍人之政，止祸乱之萌，存生人之心，使归王道，协于中矣。”“后世人君用人未得其当，以刻为明，以惨为严，枉行诛戮，民反无所忌惮。五季南北之时纷纷扰扰，其原皆出于滥刑也。”[6]《慎刑论》说:“圣王尚德，不能专用宽柔以治世，必设律例以齐之。从严固宜慎，从宽亦宜慎也。”[7]《居敬而行简》中称:叫hw民贵乎有容，务择其要以求治理，若过事苛细，徒自烦扰—天道不言而岁功成，圣人无为而万民治，简所当简，斯须不可去者，敬也。”[8]《御制邪教说》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政刑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说所惑也。自二氏行于中国，始有释教道教之名，因其说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无大差谬，是以圣帝明王姑存此类，不加沙汰。”[9]他还曾说:“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蔽，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熙，下情无不上达。”[10]在嘉庆十四年(1809)所写的《读尚书诗后识语》称:“有志于治国，不可不求古帝王之道，欲求其道，先求其心，心清何执中也。”[11]为此，他对宋代王安石变法持批判的态度，他的《书王安石传后》写道:“相臣佐人君，调和须补辑。有宋及神宗，四方本宁缉。诸贤共辅政，君子方林立。用人患不明，求治心大急。安石应召来，要君语捷给。自居皋夔间，尧舜期企及。宵人接踵登，善类群长揖。行辟言益坚，加以性拗执。新法坏旧章，海宇情岌岌。青苗祸之尤，索通民拘挚。名教有罕言，学术重素习。”[12]《杨时论王安石邪说之害》称:“慎俭怀永图，易象著损益。民足国家肥，均平布恩泽。迎合悦上心，变法始安石。供奉竭脂膏，土木兴工役。志满启泰骄，自此众情隔。邪说贻害深，北狩祸根积。”[13]必也正因为如此，他不顾君臣的坚决反对，坚持举行东巡谒陵和秋狝木兰大典。

其二，康乾盛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嘉庆帝产生了康乾盛世即理想政治的认识。康乾盛世从政治制度上看，无论在君权的强化上，还是在制度设施上，都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最后形成，它第一次全面地实现了儒家推崇的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理想。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经济繁荣、物质财富丰盈的程度，“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细，府库所贮，月羡岁增”。[14]以至乾隆说:“乾隆二十年以前，内务府存备之项，或因支给不敷奏拨部蒂数十万协用者有之，今亦以岁会溢于旧额，尚将内务府余银拨贮部库，朕虽不诩俭，而府藏充盈，实为从来所罕有也。”[15]此外，文化事业的繁荣及其取得的成就也是空前的。一是以《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的编纂学成就，该书被誉为“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二是考据学成就，如戴震的《考工记图》、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等;三是史地学成就，除了编纂大量地方志外，还有边疆史的研究，如《西域图志》、《蒙古秘史》、《新疆识图》、《西藏巡边事》、《蒙古黄金史》等。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文治之功至此也已臻于极盛境界，很难超越。

其三，是由嘉庆帝的自身因素决定的。这一点与前两点有一定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是他缺乏统治经验，二是当时的时代对统治者的素质要求又特别高，嘉庆帝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因而只能采取遵守祖宗成制的保守政策。从嘉庆帝自身的情况看，书斋里的生活延续了近30年，饱读了儒家的圣贤书，却缺乏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因而他对治理一个如此大国是缺乏信心的。他在被宣布为太子的当天写下的一首诗中就有“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之句。他在稍后拜渴雍正陵时写的《渴陵恭纪》中，也有“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忧’，之句。[16]在《十全纪实颂》中也追述了当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17]。这虽是自谦，却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不安。从这一点来说，乾隆的三年训政是必要的，他接受了乾隆在训政时期提出的八字方针，“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他在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高宗奉安大典的悼文中说:“子臣日侍慈颜，每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大端为诲，而以为人君止于仁二语时存于心，行之必本之诚，此三年中常承之训，子臣服膺勿敢失，并告之子孙以为心传家法也。”[18]这无疑也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

其四，是清代历朝统治传统的影响。清朝自太宗皇太极以后即有所谓的祖传家法，太宗深知国语骑射对清王朝立国的重要性，故他死前即留下了“勿易国语骑射”的遗训。康雍乾时期对此坚持不变，乾隆去世前也给嘉庆留下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所谓的八字方针，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要求他坚持不懈。这也是嘉庆帝统治的一个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