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夷的幸福观

本文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向贤彪 王平

左图为仓夷自选集《幸福》。这是他革命与记者生涯的真实记录。郑卫建 摄 右图为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刘澜涛和阜平东湾村模范军属亲切谈话。仓夷（中）在现场采访。石少华 摄

记者“仓夷”的名字，对有的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但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他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这是仓夷对幸福的理解。为了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理想，他勇敢投入民族解放的洪流，并为之呐喊、奋斗，直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仓夷，本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1921年出生于海外，在新加坡长大。仓夷的父亲是工人，身处殖民地环境，使他深切感受到国弱民孱华人地位低下的屈辱，聪敏好学的仓夷由此逐渐萌生了读书报国、读书救国的想法。

1937年，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亡的火种在华侨间传播着。当时只有16岁的仓夷毅然决定回到祖国，把年轻的身躯投入到民族解放事业中。

仓夷回国后几经辗转，先是四处流浪，后来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接受革命教育，之后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他先后担任《西线》杂志、《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以笔为枪写了大量揭露敌寇、唤起民众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他在《写在〈幸福〉前面》一文中说：“这本小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是我在晋察冀边区服务七年间，一些当时当地的零星纪事，书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见，因为我认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这本书里所写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现了这种生活的几个侧面。”

仓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新闻战士纯粹而崇高的幸福观。让我们随着他的足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幸福来自情怀——

16岁的年纪，还是被父母疼爱的年龄，况且那时仓夷还在读初中二年级。但他得知民族危急的消息后，就一刻也等不及了，与父母商量要回国参加抗战。父母担心他年龄小，不大放心，他则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耐心说服父母。双亲见儿子决心已下，就同意了，只是希望他与女友订婚后再走。仓夷答应了父母的要求，怀着一颗赤子心，告别父母与刚刚订婚的女友，从新加坡登上了邮轮，经香港回国。

这位满怀报国之心的少年，原以为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可是黑暗的旧中国却使他失望。他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流浪，处处遭到冷遇和白眼，得不到一点儿温暖。特别使他痛心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内压迫、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流浪和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思想得到了磨炼和升华，他逐渐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依靠进步的革命力量。

1939年春，仓夷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从此，仓夷就把自己的一切与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并以此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仓夷也正是在与马克思相仿的年龄，选择了报效祖国、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这种情怀纯粹而崇高，它超越了亲情、爱情，超越了任何物质享乐，赋予革命者以忘我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不竭动力。

幸福来自信仰——

电影《青春之歌》中燕姐问林道静：“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林道静回答：“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最大的幸福，在仓夷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1940年秋天，仓夷正式加入被聂荣臻同志称为“民族的号筒”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他也因之成为“民族的号筒”最年轻的号手之一。这年冬天，仓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仓夷，以满腔热忱站在抗战第一线，以笔为枪，用朴素的笔触记录边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动人事迹，写出一系列有血有肉、富有战斗力的新闻作品。为了把采访工作做得更好，他总是虚心向受访者学习请教。由于从小在海外生活，一句没听懂的方言、一个有些陌生的名词，到了他手里也成了不可忽略的问题和关键，他认真学习，反复询问，直至将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山里通”。采访“地雷战”时，他积极参加边区开办的爆破训练班，雷口、触发箱、触发管、保险针……这些晦涩难懂的术语他都能牢记于心，到了后来，他甚至还学会了挖雷坑、埋地雷等技术。

情况艰苦复杂、采访任务重，饿着肚子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实在饿了，仓夷就和同事们到附近老乡家里，敲开老乡的门，用一撮盐巴换取简单的吃食，仓促填饱肚子后又赶紧上路。那时，执行外出采访任务紧急又危险，记者们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经常穿越封锁线，深入到最危险的地区采访。外出前，仓夷与战友都在怀里藏两颗手榴弹，一颗是给敌人准备的，另一颗是给自己的，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尽管环境如此艰苦，斗争如此残酷，但仓夷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工作战斗间隙，仓夷还总爱给大家讲故事，一口夹杂着福建、广东口音的“太行山普通话”，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士气也为之一振。

在任何境遇和考验面前，仓夷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都能淡定从容、乐观豁达、愈战愈勇。

幸福来自奋斗——

奋斗者最幸福。在抗战峥嵘岁月中，许多人用大刀、枪杆与敌人斗争，而仓夷和他的战友则用手中的笔忠实记录下他们如何创造历史，也鼓舞着人们为光明和胜利而斗争。

仓夷用自己的笔为国而战，为人民而歌，采写了许多讴歌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新闻作品。在《赵象铭事件真相》《无住地带》等作品中，他以辛辣和愤怒的笔触，揭露国民党某些官员假抗日的无耻嘴脸，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无情地控诉日寇制造无人区、残害我抗日军民的滔天罪行。在《纪念连》报告文学中，仓夷通过对八路军一个连队与日寇激战的记叙，热情讴歌了八路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这一作品于1942年10月在《晋察冀日报》以连载形式刊发，引起很大反响，冀中军民争先传阅。

更为可贵的是，仓夷总是与他采写的人物生活、战斗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交朋友，用深情的笔触写他们的劳动与创造，写他们英勇的抗日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打动人心。或许，当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面对面真诚交互、心与心赤诚相通的那一刻，优秀的作品便产生了。

1946年8月，仓夷在执行任务途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5岁。

回顾仓夷牺牲前的最后岁月，从1946年2月至5月底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被组织上派驻北平参加《解放》三日刊运营工作。这期间，仓夷有感于北平读者了解边区生活的渴望，便整理自己的文章，准备出版一个名为《幸福》的小册子。遗憾的是，该书在他生前未能付梓。

1947年8月，仓夷殉难一周年之际，《幸福》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行。《幸福》一书的出版，让更多人感受到仓夷烈士把自身幸福和人民幸福融合在一起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

如今，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山西大同，当地人民为他建起了纪念碑。人们来这里凭吊这位为国捐躯的共产党员、新闻战士时，都会为仓夷将自己的热血洒在祖国母亲大地上而动容。每当想起仓夷“我们要去争取一片光明的希望”的豪情壮志，我们都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