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那时光

本文转自：鲁中晨报

抚摸那时光

□孙元礼

一个同学聚会的电话,唤醒了40年前的记忆,远去岁月的画面依然那样鲜活。

记得1981年6月,我准备报考淄博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时候,心里仍有许多顾虑。大女儿才上小学,小的才4岁。我若去上学,家庭重担全搁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去吧,我能撑得起。星期天你不是还回来吗。”

入学考试在淄博教育学院进行。语文考卷,作文占大头,40分,题目是《教学工作的甘与苦》。监场的是名老教师,上学后才知道,他就是淄博市著名学者赵蔚芝老师。

没想到,30多岁,又圆了大学梦。高中毕业的时候,碰上特殊年代,回乡当了民办教师。1970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主管文教的老校长让我填表去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我征求父母意见的时候,母亲不同意我外出上学。我是独子,屈从了母亲。

淄博教育学院和淄博师专是两个牌子,一套教学班子。教育学院中文系八一级只招了一个班,40名学生,全是中学的语文教师,且多数是老三届,其中6名女生。30岁以上的十几人。年龄最小的郭卫东,才22岁,与最大龄相差12岁。多数已结婚,已有儿女。从矿务局学校考来的杨玉海还是新郎,刚结婚就来上学了。

我入学考试排名13,在班内学号也是13,和张店一中的秦玉词同位两年。班主任是讲授《形式逻辑》的赵韧老师。班委会成立,赵老师提名我为副班长。教外国文学的徐志邦老师让我担任课代表。当时,我正在函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上学前的一次函授考试中,徐老师监场,可能记住了我。

我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生活。宿舍里住着8个人,都是淄川籍的。早晨必须到操场列队出操。我从中学起,就喜爱运动,田径有我的强项,篮球场上经常见到我奔跑的身影。早晨出操前,我和王幼学已经围着校园跑了两圈了。上午听课有时和师专八一级中文系学生合堂,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

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等,对我来说,稍微用点心,就能考试及格,我有高中的底子。教高中语文的老师,当时都是淄博市的语文名师,且有两名为市政协委员。

最让我挂念的是家庭。妻子在本村教学,学校设立了一个初中班。妻子承担了数理化的讲课,上课,批改作业,儿女又需要照看。我只有找时间回家尽力分担。

每到周五,我就想回家。我早就熟记了下午和周六的课程。如果周五下午、周六上午没有古典文学课,我就和班主任或者班长说一声,请假走了。

开学第一周,我回到家的时候,妻子还未放学。在家自己玩耍的儿子见我进了家门,瞪着眼睛愣在那儿,半天才回过神来,喊着爸爸扑到我的身上。

我带着孩子去学校找妻子。妻子在教室里帮着学生修理桌凳,当看到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她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一起回家的路上,碰到妻子的同学——村党支部书记,他说:“老翟,你不简单,供着一个大学生,一个小学生。”岂不知,妻子一米六的身子,双肩的重担,谁挑起,谁知道它的分量。

回家第二天,我先去公社粮站,把一家人的口粮买回来。家里种着一片山地,要到地里拾掇庄稼。周六、周日,在家整整两天,应急干的活基本干完。到下周一,天微微放亮,我就起床,妻子早已做好饭,我匆匆吃上几口,去赶早班车。从口头赶到学校,一路顺风也得两个半小时。

记得一次,是周一。我刚赶到学校,就传来上课的铃声,只能喊“报告”。“进来。”一听这声音,我就心里发毛。这是赵蔚芝老师略带沙哑的声音。赵老师给我们教授古典文学。他个子不高,两眼稍微有些眯,闪现着独特的智慧魅力。脸面清瘦,微笑的时候,温和,宽厚,慈祥。但他一旦眼睛稍微睁大,那浩气凛然的气场,令人敬畏。我推门进去,刚坐下,还没稳住神,赵老师就拿着一张纸条,叫我上黑板答题。我忐忑不安地走上讲台。几个女同学一边看着我一边偷笑。我一看题目,是上周五上午赵老师讲的课文。5个必答项,我答对了3个,另外两个,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赵老师知道我家务事多,早走晚来,担心我误了学习,对我要求严格。还有一次,因我书写作业潦草,赵老师传我到办公室,翻开我的作业本,指着我写的连笔字说:“你看看,你写的什么字?行书不像行书,楷书又不工整,你这是叫我猜字谜。重新写一遍,抽空练练字。”我气也不敢吸一口,连忙答应。

赵老师讲授古典文学,把深奥的知识讲得风趣幽默,同学们学得轻松愉快。教现代文学的王玉兰老师在分析《骆驼祥子》的时候,说虎妞“又老又丑又破”。徐志邦老师讲《静静的顿河》主人公格利高里,说他“对爱情的挣扎、彷徨、痛苦,全发泄在劈柴上”。这些生动的课堂例证,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迎来了紧张的期末考试。外国文学考试前,赵斌、石玉国等几个同学,让我猜题。赵斌说:“老孙,你能猜对两道题,我请你上饭店。”一语成谶,正猜对了两道,不过也没去成饭店。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处在转型期。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开始复苏,中外名著纷纷出版,也深深影响了我们。

学习期间,除了上课以外,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不用检索,我就直接到书架找出要借的书。

我们按照老师讲授的进度,提前阅读课本中提到的文本。如果图书馆借不到,我就跑书店。两年期间,我买了几十本中外名著,像《子夜》《创业史》《静静的顿河》《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德伯家的苔丝》《简爱》等等。老师讲授前,一些名著读不完,只好在教室开夜车。现在想起来,就像暑天野外远足,口渴难耐,突然遇到一股清泉那样,一个劲地吮吸。那时,生命正处于旺盛期。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让人倍加珍惜。

教室里,灯光雪亮。夜读的同学,两眼盯着书页,灵魂随着精彩篇章游荡,时而在色彩缤纷里穿行,时而和主人翁一起品尝酸甜苦辣。忽而眼睛睁大,眉毛上扬；忽而眉头紧皱,嘴巴紧闭；忽而连连叹息。感奋、惊讶、鄙弃、愤怒……跟着各色人物在故事情节里不能自拔。书中无论美丑,都是一种享受。只听到“簌簌”轻微的翻书页的声音；偶尔,有的同学读到故事高潮处,情不自禁“啊呀”一声。一群22岁至34岁的学子,在这里燃烧丰茂的青春。

如果晚上不去教室读书,熄灯后,同宿舍的8个人便组成“唱诗班”。当天学的古典文学课本中需要背诵的诗辞赋,有一个人起头,其余跟着背。那些篇幅较长的,如《诗经·七月》《孔雀东南飞》《长恨歌》《赤壁赋》等,都是在床上背熟的,第二天就盼着老师提问,从容作答。

在校期间,上课紧张有序,课外时间也过得有滋有味。

教当代文学的老师在举行戏剧和电影发展史讲座的时候,让我们去看电影,要求每人写一篇影评。尤其是新影片上映,我们几乎每部新片都不会放过。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经常从共青团路与西六路路口的校址,步行四五里去中心路书店,回来时走近路转到淄博影院,看影片预告。有一次,正好上映《小街》,海报上张瑜和郭凯敏的照片令人过目难忘。我回到学校,把这一信息告诉了王幼学。第二天下午,我俩走到影院,买票看电影。这个凄婉唯美的故事,影响几代人的爱情经典,深深打动了我们。我们忘记了是在影院看电影,完全沉浸到故事情节中,跟着男女主角神游。那些动人心扉的画面,充满了散文诗一样的韵味,回味悠长。尤其是插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哀婉凄丽,把母爱、友情、爱情共赴弦上,直抵心灵深处。看了一遍,不过瘾,清场时,我们又买票,看了第二遍。走出影院,华灯初上,灯光拉长又缩小我们的身影,回到学校,食堂打饭窗口已经关闭。

我们同宿舍的8个同学,我提供新片上映的信息,郭卫东,有时叫上杨玉海作伴,负责买票。看电影成了我们的一道美餐。晚上,看电影回来,激情尚未滑落,七嘴八舌,评头论足。写影评,自然顺理成章。

时光无声无色,一刻不停地悄悄溜走,你意识不到的时候,它已经走远了。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两年的青春岁月留在了美丽的大学校园。那一棵棵挺拔、黛绿的梧桐树,那条藤蔓爬满木格的走廊,那一盏盏照亮小花园的路灯,熟识我们每个人的身影。两年来,老师辛勤教学,知识一点一点在我们身上积淀、浓缩,我们变得充实而有力量。两年来,同学们朝夕相处,像兄弟姐妹般亲密无间,纯真的友谊,像泉水一样澄莹。我们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友情,站到了更高的起跑线上。

毕业了,我从张店骑行回到了淄川东南山里的老家。到家的第一件事,我拿出毕业证,郑重地交到了妻子手上；继而,温馨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