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明生物邓天敬：中国具备做源头创新药的能力

类别：健康发布时间：2023-10-16 13:40:00 来源：医药魔方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新药研发能力显著提升，也跑出了一批优秀的生物制药企业。然而，同靶点、同技术、同适应症产品同质化竞争导致的“内卷”现象也愈发严峻，尤其当以国产PD-(L)1为代表的me too药物大量上市后的商业表现远低于投资人预期时，整个生物制药行业也开始重新反思“创新药”的真正含义。

基于生物学发现从源头开始一款创新药的开发无疑是最艰难、风险最大，同时也是潜在收益最丰厚的一条路。那么，中国真的有能力开发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源头创新药吗？我们又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在医药魔方举办的2023中国医药决策者峰会暨第三届医药魔方开放日上，炎明生物联合创始人、CEO邓天敬博士就此与记者进行了交流。

邓天敬博士职业生涯起步于国际CRO公司PPD。2006年，他参与保诺科技的创立，建立了多个科研部门以及上海和无锡的新药研发中心，并于2015年成为了保诺中国区总裁和全球药物研发总裁。2020年10月，邓博士与邵峰院士联合创立了炎明生物。

中国具备做源头创新药的能力

谈及源头创新，美国似乎一直是我们仰望的对象。全球第一个生物技术巨擘基因泰克（Genentech）创立的传奇故事已成为生物医药行业的美谈。1976年，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赫伯特·伯耶（Herbert Boyer）和风险投资人罗伯特·斯万森（Bob Swanson）基于赫伯特·伯耶发现的基因工程技术共同创立了基因泰克，自此开启了美国创新药大发展时代。

在经过数轮行业低谷后，渤健、吉利德、安进、福泰等一批优秀Biotech公司成功走向全球。近几年，RNAi疗法公司Alnylam，在新冠疫情中崛起的mRNA全球领先公司Moderna、BioNTech也“熬”到了开花结果阶段。借助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创立的明星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Intellia Therapeutics已经顺利实现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

过去10年，中国企业开发的新药数量不断创新高。其中也不乏出现像泽布替尼、西达基奥仑赛这类走向全球，赢得国际认可的优质新药。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基于中国科学家的生物学发现开发的源头创新药上市。

医药魔方：国内近几年成立的Biotech公司中，炎明生物算得上源头创新标签最为鲜明的代表。为何选择在中国创立炎明生物这样一家公司？

邓天敬：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对我而言在PPD的经历相当于是走出校园后在美国接受的了解生物医药行业的一个培训，回国加入保诺科技后也与公司一起经历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飞速发展的数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也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模式产生了思考。中国今后将不能只停留在跟随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颠覆性，能够实现从0到1突破的First In Global药物。

医药魔方：您认为中国当前具备开发源头创新药的能力吗？

邓天敬：中国创新体系已趋近完善，人才也越来越多，基础研究也发展迅速，这都为创立源头创新药开发企业提供了条件基础。什么叫First In Global？它的英文缩写为FIG，中文翻译为无花果。在中国能不能种成无花果？我认为是可以的。

美国那么多原创生物科技企业获得成功的要素无外乎五个，科学发现是基础，科学的转化、项目的推进需要人才、技术、资金、以及高效的执行力。当这些要素都具备时，就能把公司做起来。而这些要素中国现在都具备了，我们已经到了“从0到1”的创新拐点，是时候种出中国的FIG。

医药魔方：在开发源头创新药方面，您认为我们中国具有哪些优势呢？

邓天敬：虽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相较而言还不够深和广，但是在点上有突破，且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中国有人才，也不缺钱；中国的药物研发技术也在近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较于美国，中国也更高效，花同样的钱和时间，中国的效率是美国的两倍，同时中国还有临床资源上的优势。

医药魔方：您认为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邓天敬：目前我们整体的基础研究水平低于西方国家。真正原创或者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也不够多。

药物的设计和成药性检验需要借助于不同的技术平台，我们虽然已经建立了许多技术平台，不过原创性稍弱，尤其是针对新靶点、新生物学的技术平台建设能力十分薄弱。另外，缺少对MD/PhD的培训、靶点生物学和疾病研究脱节、缺乏高水平的转化医学平台都是我们在药物靶点验证和临床转化过程中的短板。

中国虽然具备做源头创新的条件，但是在这个摸索过程中我们仍然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不过，我的职业生涯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需要有人来把中国科学家领先于世界的发现转化成全球首创的新药，证明中国具备源头创新的能力。

医药魔方：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生物技术行业所面临的“资本寒冬”？

邓天敬：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自2010年百济、信达、再鼎等公司成立，中国Biotech仅走过了10余年时间，而美国的生物制药已经有近50年的行业发展经验。我们和美国比，相当于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跟一个正值壮年的成人来比，还有很多可发展和想象的空间。而且，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快，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美国生物制药企业50年的发展周期里，有无数公司破产，即使是在已经发展非常成熟的今天，每年依然有十几家甚至数十家生物公司破产倒闭。反观中国Biotech，宣告破产的没几个，并购、收购到目前也还没有大量出现。只要中国Biotech把每个阶段都走过了，从20岁、30岁发展到更成熟的阶段，就一定能把美国比下去。我相信我们会走到那里。

从整个行业来讲，这也是必须经历的“阵痛”。它会使整个行业变得更有序，通过市场导向的变革，资本和资源将会流向真正能够产生好产品的公司，同质化竞争导致的人才、临床资源浪费将会避免。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的投资理念也会慢慢随之改变。同时也能培养一批真正有定力，能在风浪里找到关键问题，并能扛下来解决它的企业家。这是个涅槃的过程，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强。

炎明生物的“三步走”战略

炎明生物的科学基础是基于邵峰院士在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领域全球领先的生物学发现，选择在炎症和肿瘤领域尚未被攻克的医学关键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开发治疗炎症和肿瘤的革命性创新药物，矢志成为以中国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为基础、以原始创新为驱动的全球领先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

细胞焦亡属于程序性细胞死亡一种，后者是由基因调控的细胞自杀过程，涉及如免疫、神经系统发育、癌症、感染等多个领域。2015年邵峰实验室在世界上第一次从分子水平揭示了细胞焦亡的机理和意义。

细胞焦亡实际上是机体的一种重要天然免疫反应，在拮抗感染和内源危险信号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细胞在感受外来危险信号之后，会通过两条炎症小体通路导致细胞焦亡：

GSDMD只是gasdermin蛋白家族的一员。在gasdermin蛋白家族还有GSDMB，GSDME等成员。在不同疾病或者生理条件下，它们都是通过细胞膜成孔而导致细胞焦亡，在不同的炎症相关疾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治疗疾病的全新机制的新靶点。

医药魔方：邵峰院士团队的科学发现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临床问题？

邓天敬：我们通过对多个与炎性小体或细胞焦亡相关的新靶点进行药物干预，可上调或下调机体的炎症反应水平，为治疗炎症因子风暴、炎性肠炎、脓毒症等免疫过度激活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可能。此外，也可以通过让肿瘤细胞发生焦亡，招募并激活免疫细胞，增强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从而杀死肿瘤细胞，这会解决目前肿瘤免疫治疗响应率不高的难题。

医药魔方：能介绍一下炎明生物目前取得的最新进展和业务开展规划吗？

邓天敬：炎明生物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首期融资在三年时间将科学发现变为产品管线，在细胞或者动物体内看到效果；自公司成立两年多的时间，目前已经搭建了一百多人的团队，建立了两个技术平台，基于5个靶点开发了8个项目。第二个阶段是A轮融资后将多个项目推向临床，能够在患者中看到治疗效果，在II期试验中得到概念验证；第三个阶段就是将产品推向市场。

医药魔方：做源头创新药除了周期漫长外，失败的风险也更高，炎明生物是如何对抗风险的？

邓天敬：首先，邵老师的科学发现开拓了一个领域，在细胞焦亡，炎症小体和天然免疫这些通路里，存在非常多的靶点，炎明生物从最开始就是多靶点、多项目同时进行，再借助于中国团队高效的优势，可通过丰富的项目管线分散风险；第二，在项目推进的发展过程中，炎明生物也会与很多大的制药公司寻求合作，利用他们对疾病生物学转化或者临床开发方面的优势，共同分担并降低转化的风险；第三，炎明生物也会利用公司目前对生物学的新的发现和理解，开发针对已知靶点，具有临床差异化的新药。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中国的基因泰克、吉利德、再生元们也将会到来。在此，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能够得到转化，带动中国新药产业升级，早日研发出FIG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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