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片蔚蓝的天

□余小曲

余秀英，笔名蔚蓝，得知她要出诗集，我一点也不意外。从我们相识这几年里，她在诗歌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从不懈怠。今结集为《秋声》，也算是圆了她春播、夏荣、秋收的梦。

从她最早交给我的一些诗歌文字中，已能看到她有较好的文学功底，看得出她有过丰富的日常阅读积累。尤其得知她一边自谋职业养家糊口，照顾老人，主持家务，一边坚持写作，这更是难能可贵了。

余秀英在诗歌写作中，兼具自由新诗、格律体新诗和古典诗词的尝试。尽管一个诗人能擅长一体不容易，但若初期写作各体都能尝试，能更好地悟出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真谛，这为后来再选择定位自己的创作方向，能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即便将来不选择定位某体写作，仅作为写作爱好，必然也是多了些随心所欲的乐趣。

《秋声》中收录了近50首现代自由诗。从诗题看，有写风物，有写时令，有写父亲，有写家乡，有写心事，有写家国，题材多样；有写乡情，有写亲情，有写爱情，有写民族情，情怀丰富。处处充盈着女性诗人的柔情与激情，小我与大我之情。

从诗歌语言看，尽管余秀英写诗的时间不长，但她的诗歌语言是老练的，完全拿捏到了诗歌语言的经脉。诗歌是语言的精粹，是文学的皇冠，配得上这样称谓的，当然是公认的好诗。一首好诗的难点在于语言的诗化，让读者在诗化语言的背后获得美的享受，并能产生共鸣。这除了诗人本身具有诗性的天赋，驾驭诗化语言的能力外，还需要有健康的思想意识和符合社会提倡的道德情操。可能有人说，诗人不应该被道德绑架，但如若一个诗人不懂得社会公德，其作品必然表现为低级趣味，被人唾弃。

诗歌的语言尤其需要干净、简洁、凝练、灵动，又不失鲜活；修辞、跳跃、过度，要恰到好处，这也是我推崇的自由新诗之路。余秀英的自由诗，已有这样的特质。鲜活灵动的诗语，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她把诗语写到如此纯熟，实属意外。当然，部分作品语言的跳跃，对不了解其语境，或生活背景者，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这既是自由诗的缺点，同时也可以说是优点。个人以为，诗若能达到一读略懂，二读恍然大悟，三读拍案叫绝，当属佳品。而在当前，自由新诗仍处于随意分行成体的情况下，如果语言不诗化，必然成为非诗。语言的诗化程度没有标准，也无止境，而语言晦涩绝非诗化之功。

《秋声》中收录了50多首格律体新诗，形式完备，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兼具；题材多样，主题鲜明，诗语自然，音韵和谐。其组诗《汶川地震十五周年记》《腾飞吧——祖国》《祖国，我为您自豪》等，进一步彰显其诗意灵魂的小我向大我转换。

格律体新诗是继承闻一多、何其芳诗歌思想发展而来的现代白话新诗体，继承了中华诗学诗歌押韵和节奏对称的外在形式特质，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当代新诗体。格律体新诗是新诗，而非照搬旧体诗词的格律要素。新在使用现代白话诗化语言，而非古典诗词语言结构；新在采用的是现代格律规范，而非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系统。

余秀英创作格律体新诗，通过日常学习交流，扩大了视野。从初学，到取得明显进步，到创作趋向成熟，是由于她具有较好的诗学悟性，对格律体新诗创作当然也是一点即通。

新诗到底该怎么写，我比较认同闻一多新诗也要有格律的主张。他把格律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到格律的缚束。”何其芳也说，如果一个民族只有自由诗，它的艺术生态就不正常，“这是一种偏枯现象。”

今天，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先生反复呼吁“新诗要找到回家的路”，这条诗歌之路少不了格律。他呼唤“三大重建”，即个人性与公共性诗歌精神的重建、自由与格律双体形式的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呼唤“破格”后的“创格”，呼唤自由体和格律体新诗的诗体重建，这是历史赋予诗人、诗评家、诗歌编辑的责任。欣慰的是，余秀英已在这条诗路上大踏步前行。

读了《秋声》，我再次相信：不管诗坛声音多么嘈杂，真正的诗人自会甘于寂寞，用诗意的灵魂无限地靠近诗神缪斯。

（《秋声》，余秀英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