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东晋忠臣如何成为乱臣贼子？

东晋王朝，属实不是一个消停的王朝，虽然国祚不过一百零三年，但是大规模叛乱发生的频率却比三百年的王朝还只多不少。

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叛乱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王敦之乱”。

然而比较讽刺的是，王敦不但没有要取司马家族而代之的心思，而且似乎是司马睿自己逼反的。

之前说过，东晋开国那几年，是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美谈的，而那个“王”，并不止一个王导，实际上，司马睿南渡之初，王敦能给他提供的帮助比王导更大。

早在东海王司马越刚刚当政的时候，王敦就被指派为扬州刺史，其辖区就包括了建邺。因此，王导跟着司马睿南逃的时候，实际上是跑到他堂哥的防区来了。

而对这位落魄王爷，王敦是非常尊敬的。史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甚至就连那句“王与马，共天下”，一开始更多地也是褒奖他王敦而不是王导。

后来王衍上台，把王敦从扬州调到了荆州。这个决定，王衍自以为得计，还得意洋洋地说是“狡兔三窟”。实际上，他是卖了司马睿一个大人情。

如今的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而在魏晋时期，荆州的地位比如今的武汉只高不低。

三国时期的两大战役围绕它展开，灭吴之战也是以攻略荆州为前哨，而在司马睿南渡以后，荆州就成了拱卫建邺最重要的屏障。

刚刚建立起来的东晋，其实是基本继承了孙吴的版图，只不过还占有淮河以北的部分土地。

而在他们西边的成汉，可一点不比一百年前的蜀汉省事儿，他们吸取了二百年前公孙述和一百年前刘备的教训，不断攻击荆州，势在剑指建邺，一统江南。

而时任东晋西路军最高指挥的王敦所需要承担的就是这个任务，而他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敦不仅自己有能力，还能为这个弱小的新生政权培植出新的火种。

比如一代名将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就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而当手下战败的时候，王敦也愿意自己吃点苦头（比如自降官爵）来帮下属开脱，从而赢得了陶侃等人的一众支持。

应该说，在东晋草创之际，是王敦死死地扼守住了西大门，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蜀中的强军劲卒早就涉江而下了。

从这一点来说，王敦对司马睿就不仅仅有单纯的拥立之功，更有辅弼之功,那么问题来了，王敦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怎么就成了乱臣贼子了呢？

《晋书》认为，是王敦自己居功自傲，再加上自己在荆州等于是土皇帝，所以逐渐就有了不臣之心：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然而，笔者我却认为，笔者却认为王敦造反实属无奈，甚至可以说是司马睿逼的。

由于晋室南渡，王家可谓是出尽了力气，对于皇权来说高投资就一定有高回报。

因此王家在东晋的地位非常特殊，司马家和王家的关系在短时间内不会出太大问题，可是时间一长就不一定了。

可是作为开国之君的司马睿肯定是对此了然于心的，毕竟司马家天下到底怎么来的，他比谁都清楚！

但毕竟司马睿彼时手中的力量与祖宗们相比实在是远远不如，这就意味着司马睿绝对不能首先动手，只能高高拱起王敦。

一是让其安心，二是将其放在火上烤，冷眼坐视南渡的门阀世家与王家相争。

所以说王敦造反有其必然性，成则变真龙，败则只祸及自己一支的族人。

可惜的是王敦失败了，为此搭上了自己一家人的性命，但王家仍然是名望甚深的高门大族。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反映了南朝王家有多么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