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帝王稳固皇权的硬核武器

“灾异”，顾名思义就是常的自然灾害，或者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得益于发达的技术和过往时代中各位伟大科学家的研究，身在现代的我们早已知道灾异是自然发生的，并不为人所控制。

但是在科技水平落后、人们思想观念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古代，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世人的一种警示，是凡人做错了事情引得上天震怒导致的后果。

所以，在经历天灾之后，人们往往会用祈福、献祭、罪等方式来“平息上天的怒火”，身为“君父”的皇帝也不例外。面对天灾之时，一封“罪己诏”便成为了皇帝用来稳定人心，稳固皇权的工具。

“灾异”现，国危亡

汉代董仲舒依据“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先秦以来的知识和伦理而提出的灾异理论中就说到：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他的观念中，灾异并不是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异象，而是天的意志对人的不满，而君权又是天授的，所以发生灾异归根究底应该是君王在治国上出现了问题。

这种说法在现在看来非常荒谬，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百姓不知道灾发生的科学依据，选择相信这种理论也情有可原。哪怕是在今天，部分思想比较陈旧的人也愿意相信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因为人惹怒了上天。

总之古代在灾降临之时，如果君王处理不好其带来的影响，就会导致民心不稳，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皇权的稳定，历史上有多次朝代更迭都受到过灾异的影响。

比如说东汉，东汉末年灾频现，其中当属瘟疫影响最大。由于瘟疫在民间肆虐的同时，统治阶级没能做到有效控制，君王民心尽失，民间各种起义爆发，著名的黄巾起义就发生在汉灵帝年间。最后在瘟疫的作用下，东汉加速了衰亡。

还有明末大瘟疫，明朝的快速灭亡跟这场大灾也有很大关系。彼时明朝遭受大清威胁，内部又因瘟疫民心大乱、起义频发，同时军队力量也因为疫情大大削弱。

最后在李自成攻打北京之时，明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也许明朝灭亡在当时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即便没有那场鼠疫，历史轨迹也不会有很大改变，但是灾异的降临无疑是将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加速推进了深渊之中。

所以在灾异降临的情况下，帝王的态度和应对手段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君主权力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两汉时期。此时，罪己诏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灾异四起之时，稳固民心方为上策

罪己诏在古代其实并不少见，每逢朝廷出现问题、国家出现天灾、政权受到威胁之时，不少皇帝就会用颁布罪己诏的方式来减轻这些负面消息带来的影响，以稳定民心、维护皇权。

不过，皇帝为其他两个原因而下罪己诏无可厚非，但因国家出现灾异而自下罪己诏其实也有些委屈皇帝了，毕竟自然现象人是控制不了的。

另外，古代灾异与君王之间的关系也侧面证明了灾异论是古代封建社会对专制统治者的一种限制，因为天灾不断、民不聊生的话，统治者的合法性就会受到百姓的质疑。

而罪己诏也可以看做是古代君王稳固皇权的一种有力武器，用诚恳的态度承认自己的错误，随后博以仁德的名声来重拾民心。

历史上第一个明确颁布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他在位期间就日食现象也颁布过罪己诏，声称：

“朕获保宗庙，以微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

而他的子孙汉安帝也因为灾异多次颁布了罪己诏。为什么说是多次呢，因为在安帝在位期间，灾异尤其的多。其中有一次京城灾荒，汉安帝为减轻灾害带来的影响便效仿先辈下罪己诏，其中写到：

“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

汉代面对灾异发过罪己诏的皇帝不胜枚举，面对自然灾害，虽然一个诏书不能在实质上减缓灾情，但是身为帝王，以罪己诏的形式表现出自己勇于承担罪责的态度，这样一来不仅维护了皇权威严，还能起到安抚民心、稳固朝局的作用。

另外，汉代皇帝下发的罪己诏还自有一个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反省自己，顺便令手下臣子推举贤才，可谓是一举两得。

除了面对灾异时的自省外，汉代君主还会因朝中动乱等原因发罪己诏。比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就是因为汉武帝晚年面对匈奴作战失败，以及巫蛊之祸后朝野动荡不安的局面而颁布的，意在反省自己过往所犯下的过错，以避免“亡秦之祸”降临在大汉帝国头上。

《轮台罪己诏》也是历史上第一封正式颁布并保存完整的罪己诏，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汉武帝才是第一个颁布罪己诏帝王。

最后，随着皇帝们的改造和合理运用，罪己诏似乎就成为了汉代君王惯用的一种公关手段。

自省招贤一举两得，汉后传承千年

历史上灾异分布在每个朝代的次数并没有什么规律，而在两汉时期，各种灾异现象发生得就有些过于频繁了，这也就导致了汉代君王颁布罪己诏的频率变高，罪己诏成为当时帝王间的一种流行趋势。另外，罪己诏的效用也非常明显，比如说东汉建立者刘秀的罪己诏。

在面对社会秩序混乱，国内混乱的情况时，刘秀毅然下罪己诏承认错误、反省自己，并鼓励官员积极上书，表明自己要招贤纳士的爱才之心，以一种清明的自省意识成为后世子孙的榜样，东汉后面还能传承百年，罪己诏也是功不可没。

这样一种有稳固皇权之能的罪己诏受到后世不少帝王的青睐，甚至成为一种“世袭文化”。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帝王代表的是最高权力，身为地位尊崇的君父，大多数皇帝即便是有错也不会承认，更何况是自然天灾。

所以罪己诏也是君王自省意识的一种体现，能够发布罪己诏的君王本身也算是更贤明、大气一些，能有这种清醒意识的君王，大多也能将自己的帝王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当然，发罪己诏的也不一定都是明君，清朝的慈禧太后也曾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过罪己诏，其中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后世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灾异不是帝王发布罪己诏唯一的原因，但是可以说是帝王发罪己诏最多的原因之一，也是推动罪己诏流行千年的有力推手。

而罪己诏的作用不仅仅是君王陈述自己的过错并反省自己，更多的是安抚民心、防止社会动荡以达到稳固皇权的目的。同时罪己诏也是一种另类的招贤令，招纳贤才也有利于王朝的未来发展。

发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九五之尊来说其实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是既然发出来了，那么也一定不会只有“罪己”那么简单。

所以说，罪己诏代表的不止是君王的妥协，更是君王的野心和筹谋，以及帝王巩固皇权的一件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