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开明之君王皆有哪“三怕”

皇帝是人间最高的统治者，对于天下黎民而言，皇帝是万民君父，所谓“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因此，无论是天还是人，都使君王的尊贵无以复加。那么，是否皇权的至高无上就足以使它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来说，皇帝也有“三怕”。

其一是畏惧皇天。隋唐时期，依然宣传君权神授，皇帝作为天子的身份愈加不容动摇。在唐代的国家礼制中，对昊天上帝之祭祀礼仪空前完备。每逢祭天，皇帝都要向皇天昭告，并自称为“臣”。唐高祖李渊登基之初，即行设坛祭天大典，尔后嗣立皇帝无不依时设祭。

唐高宗、玄宗之时，又行封禅大典，以臣子身份昭告上天，谢成于天，归功德于天。至于唐朝皇帝封嵩岳、封华山之属，都系以帝王之尊向上天致敬，感上帝眷佑，使四海晏然。为了在祭天祝辞之中有所功绩奉告，皇帝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有所节制，这是史书中屡见不鲜的。

同样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也往往能使皇帝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能容易听从臣下的劝谏，天意、人事并非截然分开。

由于皇帝之所敬畏者尚有高高在上的天，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有了某种限制，甚至皇帝有时把自己的生命也与皇天后土联系在一起，像唐高宗临终前于洛阳说：“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一定程度也体现着天的意志与品格。也就是说，敬天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皇帝权力更加牢固，皇帝的祭天以及封禅大典中的独特身份，使其权力与人格进一步被神圣化与神秘化。

其二是畏惧群臣。皇权运作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体统，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皇权的顺利运行，则要求皇权须遵循国家现行的体制规范，遵循现有的政治秩序，因此皇权的行使要受到某种限制。《贞观政要》一书中，大量记载了唐太宗对“为君之道”的探讨，很多都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如《贞观政要》卷六《谦让》就记载：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则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

唐太宗的这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畏皇天，二是惧群臣，对于群臣之惧，其实就是唐太宗之求谏、纳谏与对国家法令制度的信守等方面体现出来的。

唐太宗所以能成为历史上善于纳谏的开明皇帝，正是基于所认识到的“常谦常惧”的为君之道。皇帝之求谏、纳谏，对于皇帝的行动自然要产生某种限制，特别对于有违于现有典制的言行，群臣的劝谏往往能起到限制作用。但不可否认，群臣并不能从根本上制约皇权。

其三是对“后事”的畏惧。皇帝常因对“后事”的担忧而能自觉地接受来自国家体制中的制约。所谓的“后事”有两层意思，一是顾虑身后江山社稷的前途，二是身后世人对自己的评价，即青史之上的名声。

注重修史与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按照古礼，设左史、右史，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隋唐时期，设起舍郎与起居舍人，职当左、右史之责。此外，国家又设史馆，宰相往往监修国史。像所修之起居注、实录、国史以及时政记等，都对皇帝具有规诫警示作用。《贞观政要》卷七《文史》记载了魏征的话说：“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

起居注、实录、国史等均据实记录人君言行，善恶之迹均无虚隐，对帝王确可起到警示，使之有所忌惮。皇帝要想在青史上留下好名声，必然要注意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检点，做到谨言慎行。

应该说，修史制度对于皇帝的制约较为明显，皇帝接受这一制约也较为自觉。但归根结底皇权受到制约的力度并不大，历史同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昏君、暴君，对于他们来说，皇天后土、群臣黎民，乃至青史丹书都无法限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