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少年杀人案重判的意义：直面犯罪的土壤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 研究员

2024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了3名未成年人将同学杀害并掩埋的案件。这三名涉案凶手年龄均不满十四岁，是否以及如何追究刑事责任，曾引发了广泛讨论。

我国2021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有条件地降到12岁，最高检据此核准了对此案的追诉，并提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这与之前的“挽救、教育和感化”的态度有所区别，说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年龄不再是犯罪的“挡箭牌”。

2024年12月30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主犯被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另一名主犯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对这个判决结果，我并不意外。

虽然判决书披露了凶手与被害人之前“存在矛盾”，但主犯多次共谋、提前选择犯罪地点并挖坑做好犯罪准备，这样的情节确实令人胆寒，属于“特别恶劣”；这与未成年人犯罪中常见的“临时起意”、“不计后果”不太一样，也构成了严厉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理由。

邯郸案重判的意义

2025年新年到来之前的这个判决结果，可以说是警钟长鸣：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它体现了刑罚的报应功能和预防功能。但必须重申，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不是为了满足报复的快感，说到底还是为了预防。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更好的未来”，就必须直面许多群情激愤时回避的问题，致力于观察和解决犯罪背后的原因。这是个耗时耗力的社会工程，我们的努力也许短期内看不到结果，但如果因为“做了也不一定有用”就放弃，犯罪的土壤就永远不会改变，个案的解决就仅仅是惩一时之快，而公众获得的也只是虚幻的安全感和正义感。

我国少年司法一直坚持教育和保护，对未成年犯从轻、减轻处罚，是基于未成年人的大脑额叶发育不充分、容易冲动等生理或心理特征；同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他们的宽缓处遇也有利于回归社会。

但近些年，低龄犯罪案件频发，尤其是未成年人相害案件，使得公众对这种理念产生了怀疑。

在未成年人相害的案件中，如邯郸案，凶手选择了更为弱势的同龄、低龄作为侵害对象，由此也使二者的权利保障产生冲突：杀人的是孩子，该保护；被害的，就不是孩子吗？谁来保护他们？

如果不追究刑事责任，仍然交给父母和学校吗？犯罪本身就是家庭教育失败的产物，交给父母严加管教有用吗？或者，把他们送进专门学校能解决问题吗？被害人的伤痛和社会安全感的破坏，能够得到弥补和重建吗？

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治理

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体系是按照轻重分级的：情节最重的，按最高检检察长应勇所言“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以及“14-16岁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等八种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而情节低于刑事责任追诉条件的，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对这样的未成年人可以进行矫治教育、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三级干预。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性质较轻的，交给父母管教，或者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进行训诫、公益服务等矫治措施；性质特别恶劣的，追究刑事责任；中间的，也就是性质不轻但还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但家庭管教无效的，就该进入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学校。

所以，邯郸案里的两名主犯属于性质恶劣，交给刑法制裁；另一名主观恶性较小，不追究刑事责任，但也不能交由父母管教，而必须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在上述分级治理模式里，将教育责任交付于已经被证明失败的父母身上，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很怀疑。

因为部分家长原先便缺少陪伴、教育的亲子时间，或缺乏实际管教涉罪未成年人的能力，不能指望孩子出了问题，他们就能变成合格的父母。

其次，在这一设计中，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力度已经有所加重，邯郸案已经顶格处罚了，但这是否能够提高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从而减少犯罪呢？这要取决于潜在犯罪人是否具备理性认知能力。问题来了，未成年人一定能吸取教训、约束自己吗？恐怕很难。所以，与其说这是为了威慑，不如说是为了增强公众的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来说，刑事责任不能再加重了，也不能指望关进未管所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最能发挥效用的，也许是专门学校。

但实践中，本该送入专门学校的孩子，却因该地专门学校数量太少而“无校可去”。即便有专门学校，也可能没有单独的专门场所容纳那些严重罪错的孩子。假如混在一处“交叉感染”，也会事与愿违。

因此，多办一所专门学校，多建一个专门场所，用专门教育挽回那些犯罪边缘的即将滑落者，或许才是国家矫治未成年犯罪的正确路径。

我国近年面临着人口负增长态势，国家鼓励生育。但不能只是生了就不管了，我们更应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一帆风顺地做未来的主人翁最好不过，但如果搞砸了，犯了错，闯了祸，也还有机会改过。这就是专门教育给他们的机会，而法律也不必在年龄和刑事责任上继续施压。

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成因

更多令人惋惜的故事，在最高检和最高法的统计数据里。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2023年未成年人低龄犯罪人数呈上升趋势，批捕、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2024年上半年批准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高达2.5万人。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相对集中在盗窃、强奸、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5类犯罪，在2023年，这5类犯罪共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的近七成。

从罪名上就可以看到，涉罪的未成年人习惯于从结伙行动中获得团体的认可。这再次提醒父母关注孩子的朋友圈，青春期的孩子社交关系圈不断扩大，为了获得群体认同，他们愿意主动尝试越轨行为。如果没有及时矫正，他们就会重复，微罪也可能会升级为重罪。

检讨孩子朋友圈的同时，会触及孩子父母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都是监护责任的缺失。在大量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中，出现了留守儿童的故事----父母在外打工，无法顾及家中小孩。隔代管教是很难建立父母管教同样的权威感和认同感的，所以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看时代的灰尘落在谁的头上。事情一旦失控，父母发现无力管教就为时已晚。

而学校，可能更多关注学习效果，对品行、人格关注不足。有的孩子懂法，振振有词“除了八大罪，法律管不了我”，这说明我们的普法只教会了他们钻法律的空子，而没有教给他们真正的法治精神来源于对人的尊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舆论只是简单地责备孩子的品行问题，就可能加剧未成年人的孤立和排斥。这也说明，将视角延伸到问题产生的上游，像一个社会工程一样去解决，才可能触及问题的真相。

作为法律人，深知自己专业的局限性。世界上太多的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尤其是刑法。人们遇到令人愤怒的问题，一般都会呼唤严刑峻法。但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的问题。也正由于它不是个案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所以更难看到成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行动，发动一切力量去建设未成年人友好环境，并做好与未成年人罪错长期共存的准备。

明年我们也许还会继续讨论未成年人罪错的议题，也希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持续关注，不只带着愤怒，也带着“懂得”。

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变成成年人的，我们理应记得那些成长的痛苦和迷惑。荣格提醒我们，假如处在与罪错者相同的处境，我们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