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原则性表态，舆论反馈何以如此热烈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宁夏调研时表示，要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持对侵害未成年犯罪“零容忍”，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格说来，应勇此番表态是在地方调研时做出，宽泛看是针对加强未成年人检察，深化综合履职，以检察司法保护促进“六大保护”以及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相关工作，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个案，但舆论反馈却异常热烈。盖因近期国内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案，正在程序流转之中，几个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恰好卡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极端恶性犯罪涉案未成年人刑事追究程序的射程之内。

当普遍性的原则重申遇上匹配度极高的个案走向，一条调研简讯引发巨大公共反响，起码可以照见最高检对同类案件的态度，以及公众对于激活和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热切期许。

那些手段极其残忍，甚至案发前经过周密谋划准备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涉案嫌疑人不能一直因为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限制而逃脱法律制裁。从立法、司法到执法，长期的无能为力极易导致个案应对的消极，以及国民法治信仰受损。

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终于明确，“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公众看来，只要经过最高检的核准追诉程序，12到14岁的那些人神共愤的“小恶魔”，并非没有被法律严惩的机会。

徒法不足以自行，从修正案公布至今三年，相应的个案法律适用依然缺乏，社会各界对河北“邯郸初中生杀人案”能否激活《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讨论已经此起彼伏。外界对于符合条件的个案提交最高检核准程序的详情可能并不明确，此前网络舆论热议所谓“有大人参与埋尸”等说法，也显露出些许退而追求“曲线正义”的无奈，有关部门应当在案情进展通报中对最高检核准程序的细节，以及个案是否已经进入该程序等情况加以详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孙谦曾在2021年第8期的《人民检察》上刊文，就案件范围、危害结果、犯罪情节、核准程序等方面，谈上述新增条款的理解与适用，特别是核准程序。文章表示，司法人员对犯罪事实证据的准确认定，需要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了解，结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分析犯罪的成因。最高检核准程序的设置，在于通过程序凸显司法对未成年犯罪的司法审慎，具体到个案核准程序的提起、核准与否以及相关调查程序的进展，也需要及时为公众所知，这也是缓解人们对并非个案进展的政策表态有过多联想的必要努力。

符合要求的，尽快激活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即便是其他未达到适用恶劣程度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的常态有效运作，也是对社会公共安危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激活和适用需要标志性案件，也一定要从典型个案的示范适用走向更加常态化的程序激活和运转，让相关案件的司法进程不依赖于舆论的热度，更加按部就班地推进，程序可预期，结果正义才能让公众感受到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