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绝非一本猎奇“性”的轻浮作品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苏成捷(MatthewH．Sommer)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有关性犯罪领域的问题。他的专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侧重从法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犯罪问题，讨论了对中国古代性规范、中国古代有关强奸法律的发展、清代的同性恋法律与性别角色、清代寡妇的性与财产、娼妓的法律变迁。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的英文原版首发于2000年美国，出版后很快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备受好评。许多评论者都称赞这是一本将性别史、法律史、社会史三种不同视角巧妙结合的佳作。

这本书绝非一本猎奇“性”的轻浮作品，而是一份厚重、严肃且令人深思的学术研究。苏成捷以清代留下来的诉讼档案为基础，辅以地方志、民俗调查报告等多种文献，勾画出底层平民生活的众相，探讨大清律例、社会法律制度、妇女底下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等问题。通过深入剖析了清代的各类奸情案件，成功揭示了中华帝国晚期在相关法律方面发生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深刻变化。

苏成捷配合律例和诉讼案件的分析，对清代法律制度关于“犯奸”行为的构造和处理做了详细的研究，课题包括强奸妇女, 卖娼和男子同性恋爱，有许多发现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

苏成捷以独特的社会形态和观念变迁的角度，对性犯罪与法律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始终强调身份区别的弱化、性别角色、道德的强化，社会趋于平面化是清代立法者强化保护道德和贞操的出发点。

如，在唐朝，男性主人对婢女有性特权，受法律的保护，而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男性主人对婢女有性特权受到限制，法律的对性行为的管制更趋严厉化，这就是阶级身份削弱的具体体现。

如，强奸犯唐朝会被判一年半或二年徒刑，而明清则直接是绞监候，体现了量刑的加重趋势。同时，在立法和执法层面上，要求女性被害者只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抗意识，才能被认定为“强”奸，这就是对妇女贞操重要性的关注提升。

如，对于强奸当事双方，唐朝法律以“良贱”的身份加以区分，从而决定对罪犯的量刑多少，重点防范以下犯上的性犯罪。而清朝侧重性别角色和道德的关注，重点保护那些未曾犯(通)奸的、贞洁的妇女，代替了以往的身份关注。

如，对于同性性行为，古代法律中长期没有规范，到清朝正式对同性性行为比照男女犯奸律文科罪，这也是体现了对男性，主要是未成年幼童贞操的保护。

书中还用大量篇幅对丈夫纵容甚至强迫妻子卖淫或与他人同居的案件；赤贫的流氓阶层的性犯罪问题；社会底层的妓女与掮客、衙役的共生食物链关系等问题，用比较史的眼光对寡妇守贞、“光棍例”、“卖娼”等问题进行分析，还原真实案例，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以及女性短缺、妇女歧视等现象。

不仅聚焦游离于家庭生活之外、找不到媳妇的城乡流民，讲述他们的需求和威胁，也从法制史的角度，分析了18世纪中国关于性犯罪的法律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应对社会和人口的巨变，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法律，处置强奸、通奸、卖淫等罪行，保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性道德和法律从松散走向严厉，上层社会不再有特权。这实际上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性规范，了解这段历史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178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开始周期性地停靠广州港。但是美国人对大清帝国和中国总体的认识，仍然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中心观上，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从1912年清朝结束到1949年，尽管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越来越多，但关于清朝本身的著作却很少，而关于清史的学术著作就更少。大部分美国人通过通史，这种概括的、半通俗的历史读物来了解清朝。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一书，无疑是一部了解清朝性别史、法律史、社会史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