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钦宗被俘后的生活及士大夫官僚的失节

北宋政和、宣和年间，徽宗朝上下的“造神”运动，进入癫狂状态，喧嚣一时，已臻化境，前无古人，不乏来者。

对于徽宗搞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毫无下限的，是一群被称为“词臣”的人，最著名的是个叫王安中的人，一位名副其实的吹鼓手，吹捧起徽宗来，十分肉麻。

皇帝陛下研几象，以观妙道之原。

一言以蔽之，徽宗皇帝已经掌握了人间的真理，为人类制定了法度。

克底于道，文考之功，帝谓吾皇，制作大定。

至于徽宗本人——

陛下神圣，为天所子，为无不成，欲无不得。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陛下您干不成的事。

王安中是苏轼的学生，曾经举何㮚与汪伯彦自代，何㮚是钦宗朝最后一位宰相，政和五年状元，秦桧的同年，而汪伯彦是南宋初的宰相，又是秦桧少年时期的老师，按照宋人的说法，何㮚与汪伯彦都是王安中的门生。

王安中做过《水浒传》中“梁中书”原型的幕僚，和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算是姻家，他的儿子王辟疆娶了赵明诚、李清照的侄女。

王安中们的节操，既然在“颂圣”的境界上结结实实地碎了一地，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在金人的铁蹄之下，还能挺住脊梁，一句话，当初，他们对徽宗“颂圣”时能有多疯狂，如今，他们对金人屈膝时就会有多无耻。

不过，“靖康之变”中，王安中已经因为在燕山府任上的一番骚操作，被徽宗贬谪到广西，而他的门人何㮚直接把钦宗送入虎口之后，也把自己搭了进去，而在围城之中，接力将徽宗及其后妃、子女、儿媳卖给金人的，是一个叫王时雍的人。

王时雍与何㮚一样，都是苏轼的老乡，而且，也与何㮚以及何㮚的老师、苏辙的学生韩驹一样，曾经投靠在王黼门下，并一起被贬官，但是，关键时刻，何㮚反水，甘愿做徽宗的一把枪，并且，将枪口对准自己的恩主王黼，反而升为翰林学士。

王黼在《宋史》中，被称为“佞幸”，都是以善于“颂圣”著称，而王安中、何㮚、王时雍都属王黼一党，毫无疑问，都是“颂圣”的佼佼者。

金军第二次围城时，王时雍为吏部尚书、同知开封府，史称——

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结保，不得容隐，以衣袂联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後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

一句话，王时雍在出卖徽宗及其家人时，同样，得心应手，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皇帝，徽宗指望那些阿谀奉承，只懂得“颂圣”的人能在关键时期保持节操显然是不现实的，想必徽宗也心知肚明。

已成俘虏的徽、钦父子，可怜兮兮，不得不求王时雍、徐秉哲能发一下善心，从昔日皇家的小金库中施舍三千贯，买些炊具之类的，以便北上的路上使用，昔日的“圣君明王”，竟然落到如此地步，不知道是该唾骂他们，还是要同情他们？鉴往知来，徽宗的下场，可为一叹。

上自军中批御劄，付王时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见以治行，阙少厨中所用什物，烦於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请勉事新君，无念旧主，某上王、徐二公。

徐秉哲和王时雍一样，是出卖徽宗父子、家人的主要人物之一，钦宗又向徐秉哲讨要一千贯钱，用于路上买药。

初七日，上有诏与徐秉哲，令买药，云社稷山河为卿等所误，可恨者某等父子兄弟成擒耳，无思旧主，勉事新君，可於都司借支钱一千贯买路药，秉哲得之而泣。秉哲为府尹，应奉金人根括金银、诸般取索及勾集人口，自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个月，府库帑藏及民间物、宗室、百官、宗属、人口等一有所索，一席之上，皆秉哲经营之，自旦至暮，与金人对坐於朱雀门，指顾唱叫，不胜其劳也。从官数人，吏事不及远甚，废立之际，不能措一辞，反勾宗室以奉之，见金人杀梅执礼、安扶等，守金使而泣之，咸多秉哲勤劳之力，而责其不忠之罪。或曰：秉哲卖主求安，吏职虽精，真奴隶之材也，何以士大夫为？

后世史家，一致认为，徽宗朝士风日下，连金人都瞧不起北宋的士大夫官僚，认为他们毫无气节可言，甚至比不上蛮夷辽人，所以，南宋人才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尽管这套理学思想，禁锢人的头脑，但是，“崖山之战”时期，南宋人殉国者前仆后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