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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两汉到清代,官员的自杀率呈总体下降趋势。而从近年的情况来讲,又显逐步上升。从公众对贪腐和猎奇的角度来看,难不成明清时期的官员心理素质已经达到了历史顶点,犯了错还能若无其事,死乞白赖的苟活?
而身处历史两端的官员心理素质欠佳,见着廷尉或者公检法就扛不住压力连上诉的勇气都没有?今天要说的,就是清代学者所描述的那种感觉附着在大汉官员身上,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春秋之风”。
先来看1则先秦的史料。《吴越春秋》:“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讲的是伍子胥逃亡途中,一位渔夫救他渡江后又反身自沉于江的事情。
很难想象,在明清的时候会有类似典故。而恰恰是在先秦,一个普通人也知道宁死不受屈辱。哪里辱了?原因就在于伍子胥多问了一句“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仅仅是这句话,便让渔夫感受到了不信任,立即投江,以明其志。这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渔夫。
由此社会风气,而衍生出来汉史中官员自杀较多的原因——自尊心。两汉离先秦不远,民风官场尚有亲生死、重荣誉之存。捎带着,现在常穿汉服、爱作汉揖的年轻人,可曾了解汉人精神之精髓已到了这一步——宁可自杀,也不受辱。
自尊心不仅体现在不被信任,还在于尊卑有别。秦代,冯去疾和冯劫被赵高下狱,面对一个“刀笔吏”的诘问。“二冯”不受其辱,直接自杀,以全“三公”之尊望。类似还有汉宣帝时期的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事发在家待审。
有人为他求情而宣帝不准。田司农却说:“我何面目入牢狱……卒徒唾吾背乎!”每天执剑在家晃悠,待陛下令他去廷尉后,果断自杀。汉元帝时期的太傅萧望之也是一个道理,甚至故吏门生是劝着自杀。“使者至,望之欲自杀。“
”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受先秦古风影响,到了贵族、三公这个级别,皇帝下令诛杀说明有罪,而自杀则可保存体面。而到了皇权集中的清代,已自称奴才的大臣,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自尊了。
当然了,在汉史中被皇帝下诏入廷尉,也暗含着被迫使而真诛杀的意味。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臣若求生意愿强烈,也不乏有刀下留人的周勃、黄霸的例子。只是从大多数情况来看。但凡上峰稍有”切责”和“赐牛酒”的暗示,群臣无不很配合地就地自裁。例如:三国之荀彧,就是典型的被“忧死”的例子。
随着封建制度与律法的不断完善,人们的一言一行逐渐受礼制、法规所限,精神境界似乎也有了衰弱之嫌。而从先秦到两汉,正处社会变革期。许多社会现象,如“决斗之风”“义不受刑”等在台面上无法可依。窃以为这便是改革时期或者革命年代英雄辈出的原因吧。
“长跑县长”结局如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当前官员自杀频发的深层次诱因。先不论长跑事件受天候等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作为协办方的县级单位(主办方是当地地级市)论责实不在主体配置。作为1位县委书记,也确实不必为辖区内每项工作都负上直接责任。
从基层舆论来讲,诸如:“自知还有其他更大问题瞒不住了”、“这事有多大的影响力你知道吗?”、“自杀是胆小鬼的不负责”的肯定性推测,是不是有些过分武断?作为上下培养多年的干部,1人之离世所裹带的附加性效应远不止1条生命之逝去。
诚然,21条生命可贵,1条生命亦该被珍惜。普通人或者贪官污吏或许无法理解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风气,所给人带来的压力,是完全有可能让一个原本“志在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热血青年,为了全名节而拥有了直面死亡的勇气。
不否认有畏罪行为的三分之一,也难说天下官员便真丢了“春秋之风”。若真有三分之一的“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这,难道不也是相对于国家和人民,正义力量的损失吗?在特殊情况下,突然自尽引起众人联想很正常,但下结论需要查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解除他们“身心俱疲”的原因。才是文明法治社会的证明。
到了三国时期,孔融因得罪曹操而被判灭九族。有门客先刀斧手来救其子女。孔融不满9岁的幼子说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之后,坦然赴死。联想起当前很有一部分家长,居然可以裹挟子女威逼教师的行径。再想到自己父母那些年说的:“老师你狠狠教育他啊。”的转变,深为国家崛起时家庭教育的不断缺失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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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05-19 11: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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