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史的角度来分析，大汉官员的自尽之谜

事实上，从两汉到清代，官员的自杀率呈总体下降趋势。而从近年的情况来讲，又显逐步上升。从公众对贪腐和猎奇的角度来看，难不成明清时期的官员心理素质已经达到了历史顶点，犯了错还能若无其事，死乞白赖的苟活？

而身处历史两端的官员心理素质欠佳，见着廷尉或者公检法就扛不住压力连上诉的勇气都没有？今天要说的，就是清代学者所描述的那种感觉附着在大汉官员身上，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春秋之风”。

先来看1则先秦的史料。《吴越春秋》：“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讲的是伍子胥逃亡途中，一位渔夫救他渡江后又反身自沉于江的事情。

很难想象，在明清的时候会有类似典故。而恰恰是在先秦，一个普通人也知道宁死不受屈辱。哪里辱了？原因就在于伍子胥多问了一句“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仅仅是这句话，便让渔夫感受到了不信任，立即投江，以明其志。这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渔夫。

由此社会风气，而衍生出来汉史中官员自杀较多的原因——自尊心。两汉离先秦不远，民风官场尚有亲生死、重荣誉之存。捎带着，现在常穿汉服、爱作汉揖的年轻人，可曾了解汉人精神之精髓已到了这一步——宁可自杀，也不受辱。

自尊心不仅体现在不被信任，还在于尊卑有别。秦代，冯去疾和冯劫被赵高下狱，面对一个“刀笔吏”的诘问。“二冯”不受其辱，直接自杀，以全“三公”之尊望。类似还有汉宣帝时期的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事发在家待审。

有人为他求情而宣帝不准。田司农却说：“我何面目入牢狱……卒徒唾吾背乎！”每天执剑在家晃悠，待陛下令他去廷尉后，果断自杀。汉元帝时期的太傅萧望之也是一个道理，甚至故吏门生是劝着自杀。“使者至，望之欲自杀。“

”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受先秦古风影响，到了贵族、三公这个级别，皇帝下令诛杀说明有罪，而自杀则可保存体面。而到了皇权集中的清代，已自称奴才的大臣，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自尊了。

当然了，在汉史中被皇帝下诏入廷尉，也暗含着被迫使而真诛杀的意味。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臣若求生意愿强烈，也不乏有刀下留人的周勃、黄霸的例子。只是从大多数情况来看。但凡上峰稍有”切责”和“赐牛酒”的暗示，群臣无不很配合地就地自裁。例如：三国之荀彧，就是典型的被“忧死”的例子。

随着封建制度与律法的不断完善，人们的一言一行逐渐受礼制、法规所限，精神境界似乎也有了衰弱之嫌。而从先秦到两汉，正处社会变革期。许多社会现象，如“决斗之风”“义不受刑”等在台面上无法可依。窃以为这便是改革时期或者革命年代英雄辈出的原因吧。

“长跑县长”结局如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当前官员自杀频发的深层次诱因。先不论长跑事件受天候等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作为协办方的县级单位（主办方是当地地级市）论责实不在主体配置。作为1位县委书记，也确实不必为辖区内每项工作都负上直接责任。

从基层舆论来讲，诸如：“自知还有其他更大问题瞒不住了”、“这事有多大的影响力你知道吗？”、“自杀是胆小鬼的不负责”的肯定性推测，是不是有些过分武断？作为上下培养多年的干部，1人之离世所裹带的附加性效应远不止1条生命之逝去。

诚然，21条生命可贵，1条生命亦该被珍惜。普通人或者贪官污吏或许无法理解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风气，所给人带来的压力，是完全有可能让一个原本“志在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热血青年，为了全名节而拥有了直面死亡的勇气。

不否认有畏罪行为的三分之一，也难说天下官员便真丢了“春秋之风”。若真有三分之一的“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这，难道不也是相对于国家和人民，正义力量的损失吗？在特殊情况下，突然自尽引起众人联想很正常，但下结论需要查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解除他们“身心俱疲”的原因。才是文明法治社会的证明。

到了三国时期，孔融因得罪曹操而被判灭九族。有门客先刀斧手来救其子女。孔融不满9岁的幼子说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之后，坦然赴死。联想起当前很有一部分家长，居然可以裹挟子女威逼教师的行径。再想到自己父母那些年说的：“老师你狠狠教育他啊。”的转变，深为国家崛起时家庭教育的不断缺失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