骖騑就路：说说汉史中的“法驾”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古代天子出行所用的车马仪仗队伍称为卤簿。秦汉以来的天子卤簿分为三等，分别为大驾、法驾、小驾。其中大驾卤簿规格最高，阵仗最大，最为吸引当时人眼球，也最为现在的研究者所关注。然而愈是繁复庞大的制度，愈有被束之高阁的可能。翻检史料则会发现，在三驾制度形成的两汉时代，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并非大驾，而是法驾。而细读相关的法驾史料则可发现，其所指又不一定为天子卤簿，而隐藏着更为多面的历史意涵。

骖騑就路：说说汉史中的“法驾”

关于法驾，《中国历史大辞典》“法驾”条云：“天子出行的一种。汉代行祠天郊用法驾，其规模、制度减大驾之半。唐代则减大驾三分之一。历代规制或沿或革，不尽相同。详见‘法驾卤簿’。”关于法驾卤簿，东汉应劭《汉官仪》云：“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是谓三驾卤簿。由此可见，一般认为法驾与法驾卤簿大致义同，是天子车驾出行的一种形式。但是，史籍所见法驾的含义实质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界限也不是非常清晰。本文试对这些概念做一简要梳理。

首先，法驾的狭义概念就是指天子法驾卤簿。关于天子法驾卤簿的规模，主要见于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舆服志》：

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东都唯大行乃大驾。……乘舆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行祠天郊以法驾，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

可见，天子法驾卤簿的标志主要有三点：其一，队伍中不包括公卿，由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其二，乘舆由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其三，属车有三十六乘。

一般来说，皇后制度比于天子。关于皇后卤簿，史书虽没有系统记载，不过参照《续汉书》所载的天子三驾制度，我们发现至于东汉时皇后至少也有“准大驾”、法驾卤簿。比如皇后出席先蚕仪式时，车马仪仗便参照天子大驾卤簿。队伍由洛阳令奉引，皇后车舆由太仆妻御，大将军妻参乘。此外，由百官之妻组成的导从队伍浩浩汤汤，她们各自佩戴其夫印绶，乘其朝车，故“亦千乘万骑”（《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丁孚《汉仪》）。皇后的法驾卤簿则由詹事奉引，汉成帝省詹事一官，此后则由宦者或尚书一人权兼詹事，担任奉引，事寝则罢，《续汉书·百官志》“大长秋条”记载如下：“皇后当法驾出，则中谒、中宦者职吏权兼詹事奉引，讫罢。宦者诛后，尚书选兼职吏一人奉引云。”总之皇后法驾由名义上的詹事奉引，这与由洛阳令奉引的先蚕卤簿显然有别。

但是，在天子、皇后制度中，“法驾”也并不一定指法驾卤簿。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云：“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此处的“法驾”若以卤簿理解，称“乘”则稍显勉强。《文选》注引司马彪曰：“法驾，六马也。”案，秦始皇尚水德，“数以六为纪”，“驾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秦代以来六马车驾即指天子乘舆。司马彪作为《续汉书·舆服志》的作者，显然对于三驾制度有相当了解，但却认为此处“法驾”指六马车驾而并非法驾卤簿，可见时至魏晋“法驾”也仍有作为车驾、乘舆的其他含义。在皇后制度中，我们还能看到“法驾”与“非法驾”的说法。《唐六典》注引司马彪《续汉志》还记载：“皇后法驾，御重翟金根车，交络帷裳；非法驾，乘紫罽骈车。”（案，今见《续汉志》此条但云“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而无皇后，然由《唐六典》注引《续汉志》来看皇后亦同此制。《宋书·舆服志》此处亦作“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驾”云云，疑今本《续汉志》此条“皇太后”下脱“皇后”二字。）这里将后宫的出行划分为两种：法驾与非法驾。法驾乘金根车，而非法驾乘骈车。从逻辑上来说，若我们简单地将此处所谓法驾与前引由詹事奉引的皇后法驾卤簿画等号，那么先蚕时更为隆重的准大驾卤簿反而成了这里的非法驾，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可见，就皇后制度而言，两处法驾的含义并不相同，前一处狭义的法驾，是指比于天子三驾制度的法驾卤簿，此处则是广义的法驾，指出席礼仪活动使用的乘舆。

由此可见，而从广义来说，“法驾”意同“法出”。正如朝会中有法酒，仪式中有法器一样，“法驾”可泛指出席礼仪场合时合乎礼法规定的车驾或卤簿。就这一点来说，“法驾”不仅指卤簿，也指车驾，不独天子有，而王主百官皆有。

诸侯王、列侯的法驾卤簿也见载于《续汉书·舆服志》：“诸侯王法驾，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课）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鲜明卒，备其威仪。”可见，诸侯王的法驾卤簿由王国的傅、相奉引，比于天子法驾中的河南尹等京都官骑。列侯法驾则由家臣中地位较高的家丞、庶子导从。《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公卿也有“法出”和“他出”两种情况，这可比于皇后制度中的“法驾”与“非法驾”：“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此处所谓的“法出”“他出”，应该意同“法驾”“非法驾”。那么公以下、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法驾时立乘驷马大使车，非法驾时乘坐安车。

那么，什么时候王主百官需要“法驾”或“法出”呢？ 毫无疑问是出席帝国重要的礼仪性活动之时。上文提到列侯“若会耕、祠”主县别给车骑仪仗，而公卿在“郊庙、明堂、祠陵”这些时候也要“法出”。可见，在帝国诸多的礼仪活动中，祭祀、籍田又是尤为重要的，要讲究排场，尽显帝国威仪。西汉鸿嘉年间，梁王刘立数次犯法，太傅愁苦，于是奏请：“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汉书·梁怀王刘辑传》）可见，即使太傅想要最大限度地限制梁王出行，也不能影响耕祠大事。公卿百官参与这样重大的仪式也必须要法驾出行。宣帝时，韦玄成作为列侯侍祀孝惠帝庙，早上入庙之时正赶上大雨，道路泥泞，韦玄成便快马加鞭骑至庙下，事后却被有司劾奏，同行者皆削爵为关内侯。其原因便在于侍祀时应当法出，而韦玄成因天气原因，“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这显然不符合法驾要求，因此被削爵（《汉书·韦玄成传》）。

除了耕、祠这样的大型礼仪活动，在汉帝国的日常政务活动中也可见“法驾”的身影。汉代官员在出公差时常使用官府提供的食宿，即传舍。史料所见，传车也被称作“官车”或“法驾”。汉代传舍的使用相当广泛，正如侯旭东所云：“一旦远离治所，食宿多离不开‘传舍’。”中央使者出使地方、刺史行部、郡守行县，以及各级官吏上任、卸任等等运转，食宿多靠传舍，交通也多用传车。（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朝的日常统治》，原刊《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汉家的日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5页）武帝时，朱买臣上任会稽太守，“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三国人张宴注曰：“故事，大夫乘官车驾驷，如今州牧刺史矣。”（见《汉书·朱买臣传》及注引）由此可见，上引韦玄成侍祀所乘之车，也应该为传车，传车也被称为官车。同样，哀帝时，豫州牧鲍宣也因不乘传车而被非议，《汉书》叙述时乃以“法驾”指传车，云：“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汉书·鲍宣传》）按说作为刺史的鲍宣行部时应乘驷马传车，而他仅驾一马，颜师古注曰：“言其单率不依典制也”，此之谓也。我们可以设想，官员们整齐仪容、乘坐法驾，在执行公务时无疑更具权威，这与今天要求正装上岗原理相同。东汉时，青州刺史李寿在履行行部之职时，“乘法驾騑骖朱轩就路”，所过之处不论是否属其所部，皆有举黜，平日里多有不法而官府畏忌的贵戚子弟，也一并上奏贬罚，一路走来，“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惧，悉豫弃官”（谢承《后汉书·李寿传》，见《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可见，官员在地方执行公务时，法驾便是帝国权威的外化，即使不行罢黜，法驾巡行的行为本身也彰显了帝国对于地方的控制与统治。

由上可见，“法驾”一词的含义十分丰富，并不特指天子的法驾卤簿。文本所见，天子后妃及王主百官出席礼仪活动时使用的符合朝廷法度的车驾及卤簿，乃至官员使用的传舍之官车，皆可被称为“法驾”。这些礼仪活动主要包括祭祀、祠陵、大丧等，但又不限于此，甚至可扩大至传舍所涉及的帝国日常政务活动。

以此反观法驾与天子三驾卤簿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其一，“法驾”一词在《史记》中即已出现，而对于三驾卤簿的系统叙述则迟至东汉才在胡广《汉制度》、应劭《汉官仪》等职官仪注类文本中出现，两种叙述之间存在时间差。相较于《续汉志》中描述的法驾卤簿，“法驾”一词具有更为宽广的含义，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法驾的所指需要具体甄别。

其二，在大驾、法驾、小驾三个名词中，“法驾”的含义最为丰富。颜师古甚至将法驾比于法官、法坐，释为“听朝之处”（《汉书·梅福传》），这也可作为“法驾”泛用的旁证。“大驾”一词的含义较为明确，虽然有时也用来指代皇帝本人，所谓“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于乘舆”（蔡邕《独断》卷上），不过在汉史中大多数时候即指大驾卤簿，准确地说是指汉武帝制定的《甘泉卤簿》。关于小驾，实际上除了三驾卤簿的系统叙述，汉史中并不见对于小驾更为详细的记载抑或是使用案例。从原理来说，小驾是由法驾减省副车而来，《续汉志》所谓“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然而副车数量究竟几何也并未交代。笔者推测“小驾”一名有可能是东汉人在书写三驾制度时的概括和追述。相较之下，史籍中“法驾”一词所见最多，含义也最为丰富，体现了历史叙述的层累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续汉书·舆服志》将三驾卤簿追溯至秦，称“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但实际上，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驾时参乘的大将军、法驾时御马的奉车都尉，两官皆为武帝时所置。因此，至少《续汉志》所载三驾卤簿制度，其形成时间不会早于西汉武帝一朝。质言之，“法驾”与《续汉志》所载法驾卤簿、三驾卤簿之间，不论从史实上还是叙述上，皆存在着时间差。秦汉时期三驾卤簿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对于法驾词义的辨析，实际也指向法驾卤簿乃至三驾卤簿的形成问题。不过对于史实的讨论已超出了本文的范畴，笔者在此便不再展开了。

（作者单位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