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康熙帝的几次南巡

一代明治之君，虽贵为天子，却六次南巡，亲视河务，做到勤政爱民，任贤选能。有如此贤能的君主，即是大清盛世之幸，也是万众臣子之福。

决意南巡

无论是在过去的官修史书、民间故事上，还是在如今的武侠小说、影视作品中，康熙帝亲政后的六次南巡事迹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实际上，在他做出南巡的决定时，清朝国内外的时局并不稳定。三藩割据西南，准噶尔图谋西北，东北沙俄虎视眈眈，郑氏政权盘踞台湾，而最令他头疼的还要属各地严重的水患灾难。尤其是黄河变化无常，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1662—1677年），黄河决口就多达67次，滔滔河水瞬间淹没良田瓦房，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因此，当清政府收复台湾郑氏集团后就全力投入河务的治理中。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适时靳辅建议修筑洪泽湖东的高堰大坝，以此疏通黄河上下游淤塞的泥土，并堵住洪泽湖与黄河沿岸的决口，任黄河位归原处。几年后，由于治河一事十分冗杂，其他大臣与靳辅的意见开始存有分歧，康熙帝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便决定亲自到河务现场巡查情况。

河务之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康熙帝首次南巡，经过高家堰、武家墩、洪泽湖等地，亲自询问当地河工与百姓，询问靳辅工程对河水的治理情况。南巡结束后，康熙帝回到北京，将自己在南巡途中的经历都记录到了《南巡笔记》中。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视察河务，肯定了靳辅的治水之功，并在南巡结束后召集天下名工绘制了巨幅手卷——《康熙南巡图》。

在随后的十年间，康熙帝忙着西征准噶尔分身无术，而清朝自靳辅去世后，历任河督都不称职，致使水患日益严重。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亲察水患情况，并利用洋人的水平仪测量水位，钻研治水的办法。他发现洪泽湖之所以河水漫溢，是因为水位较高的黄河水倒灌进人洪泽湖中所致，便下旨依照靳辅以前的建议重筑堤坝，并沿用疏浚之法疏通黄河河道。他甚至亲自坐镇监督工程，治水的工程因此进展得非常顺利，很快就有了成效。

此后，康熙帝又三次南下巡视，他主要走水路运河，乘船南下，途径直隶（今河北）、山东，最远到过浙江的绍兴，每次都会询问当地河工关于河务的详细情况。

在视察治水的过程中，清朝国内外政局也日渐趋于稳定，康熙帝便开始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关心民生、考察吏治、任贤举能等方面。虽然南巡一路上也趁机饱览了秀丽的江山美景，但在这位以国事为重的明君心里，游历过程中体察到民间情况和百姓疾苦才是第一位的。当他发现自己亲眼所见的民生和奏折上所写的大相径庭时，他的心也随之越来越沉重。

康熙帝出行以简朴为主，不喜铺张，也少建行宫，几乎都是住在当地官员的府上。来到南京，都是住在江宁织造曹玺的家中。在途中也不忘国事，带着奏章随行，每日批阅。有时候奏章因路途遥远，直到三更半夜才送到，康熙帝也会立即起床将其批阅。

康熙帝一直担心自己的南巡会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便将置办南巡所需物品的差事交给专门的官员负责。官员购置时必须依照实价，决不允许出现强买扰民等现象。为了让百姓安心，康熙帝出行所带的随从不会超过300人，每经过一个地方都要张贴告示，避免官员迁移百姓。就连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驻跸在苏州府城内，当地官员百姓为他庆贺生日、进献珍宝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笼络江南

除了水患，清政府与江南地区的百姓和士子之间存在的矛盾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清朝入主中原时，曾为了让汉民臣服而采取了一系列“剃发易服”、“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高压政策。这些政策非但没有令汉民臣服，反而激起了江南百姓与士子长达二十多年的激烈反抗。甚至当这些反抗被清政府镇压后，民心也依然不肯归顺。

于是，康熙帝为了争取江南士子，缓解满汉之间的矛盾，便在南巡的途中祭拜禹陵、孔庙、明太祖陵，甚至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并允许当地百姓前来观礼。他还为明孝陵亲自题写了“治隆唐宋”的四字碑文，不仅显示了自己对汉文化的尊重，也昭示自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康熙帝这样的做法取得了极佳的效果，颇受文人士子的称赞。

在第二次南巡途中，康熙帝先后蠲除江南全省一年的地丁钱粮、米麦等杂税，增加江南入学名额以及在府学中大、中、小各增5个名额。第五次南巡时，康熙帝下旨，凡擅长书法者，如果愿意到宫内任职抄写公文，可以参加考试，一经录取后他便亲自接见，并赐予《孝经》。康熙帝的一系列做法在收揽人心、笼络江南士子上起到了极大的成效。

渐渐地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疏解，有些汉臣甚至还跻身于清政府集团的政权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