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脉 | 明清江淮水灾频发，古人如何预防？

近日，江淮地区遭遇强降水天气，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进入关键期。长江、淮河历史上也洪灾频发，明清时期尤为严重，那么，当时人们是如何防灾的呢？

今年7月，根据连云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石梁河水库泄洪。 李军 郭涛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明清时期，黄河南下与淮河并流，由于黄河多沙、善淤，带动中下游的淮河河道不断被泥沙淤积，入海通道严重受阻；而长江中下游因明清时期人口暴增带来的人地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大规模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等原因，水灾也日趋严重。但由于当时人们建立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对江淮的防灾减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卢勇教授介绍，古人多个预报方法虽然属于经验性质的较多，但也有不少科学的成分。

北宋时已能够根据初春水的涨幅，预测七八月间伏秋大汛的涨幅，类似的预报方法一直沿用至清代。还有依据河心主溜（河流中流速最大的一股水流）与近岸水流之间的水面高差，预报即将来临的水势大小。如果河心水位明显高于两侧，可推测后面来水必大。

在长江下游的吴江境内立有两座北宋时期的水则碑。碑分为“左”和“右”两碑，左碑记载历年最高水位，右碑则刻画一年中各旬、月的最高水位。这种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数据记录。由碑文刻画就能知道宋代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观测水位、预报水情的最早记载。

为准确掌握淮河水情和水位的变化，更好地控制闸坝的启闭，清代开始在洪泽湖上设立“水志”。康熙年间，洪泽湖已有比较成熟的水位站，自此以后洪泽湖水位每年均有详细记录。

在汛期水情的传递方面，明代出现了类似军事上“快马飞报，六百里加急”的上下游洪水情报传递制度，最初的记载出现于万历年间的《治水筌蹄》：“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一日夜驰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快马的速度居然比洪水还要快。

在预报水讯的方法中，“羊报”最为惊心动魄。清乾隆年间张九钺著的《羊报行》详细记载了这种方法：把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以后缝合，浸以青麻油，使它密不透水，充气以后可浮在水面，有点像皮筏。担负羊报任务的士兵，入水前食用“不饥丸”，腰间系几十枚刻有警汛的水签，和羊绑在一起，瞬间消失在惊涛骇浪之中。他沿着各支流岔口投掷水签，守候的官兵拾到水签，就知道上游的水势，可防患于未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任务，可谓九死一生。

南京外秦淮河三汊河闸，水流滚滚。 本报记者 吴俊摄

“河防专业人员的设置则是防汛的一大进步，这使江淮水灾的防灾任务更加明确。”黄河水利委员会教授级高工邢建营告诉记者。

明代以前，治河并不设专职的官吏，发生重大水灾时，皇帝临时派出主管官员前往处理。明中期以后，水灾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河、淮河、长江、运河事宜。到清顺治年间，改总理河道为河道总督，同时规定河道总督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衔，为从一品官，从此之后河防体制更趋完备。

防汛的根本是堤坝坚固。邢建营查阅大量资料发现，明清时期，对修堤取土、坯头、高度，甚至土质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在堤防维护方面，明代治水大家潘季驯提出：“河防在堤，而守堤在人，有堤不守，守堤无人，与无堤同矣。”同时他还制定了著名的“四防二守”的修防体制，“四防”包括昼防、夜防、风防、雨防，根据不同情况对于各堡夫、河兵均有具体规定，确保大堤时时有人巡守，使无意外之虞。“二守”是指“官守”和“民守”，官守指在大堤设立堡夫、河兵，使他们通力合作；民守是指另外征发附近乡村夫役，协助防守，等到水落才能回家。

如皋市长江镇永平闸社区，防汛应急队员正在进行堤岸安全巡查。薛冯 吴树建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堤防维护十分重视在堤岸上种树植草。比如在堤前密栽芦苇和茭草，使河水有风但不能成浪；在堤根和堤面上广种草籽，即使被雨淋泥土也不会松动。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堤上洞穴的发现与修缮一直是河防的重点所在。清代在继承明代铁锥筒探的基础上，完善了“签堤”之规定。什么是“签堤”呢？卢勇介绍，就是每年春初，分派兵夫，手持安装了丁字形木柄的三尺长尖头细铁签，按所分堤段，逐段用尖头细铁签进行锥探，对发现的洞穴大小、弯直等细细查勘。如果发现有洞穴南北相通，两面俱能出签者，给予重赏，然后仔细刨挖，寻找根源，最后再分层填实，恢复原状。

此外，明清两代对仓储备荒也极为重视，清代中后期，在官仓不力的情况下，江淮流域义仓的大批兴建，依靠民众自身的力量，发挥了较好的防灾备荒效果。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杨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