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焚了哪些书，坑了哪些人

秦始皇“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这是毛主席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的诗句。毛主席可是为数不多的通读二十四史的人才，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焚坑事件需要重新审视。那么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底焚了哪些书，坑了哪些人？它（他）们该焚该坑吗？一、秦始皇和文化人之间的矛盾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讲究法治和军功，在全国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把全国人民绑在战争的机器上，其实有点像军国主义。秦实现大一统后，不改策略，仍然坚持将国家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变成螺丝钉，随国家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不存在亲爱关系，他们只需要完全依靠统治者的命令办事即可，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一拨反主流的知识分子就出现了。

武德充沛的秦国 秦始皇嬴政和儒者的矛盾最早发生于公元前237年。彼时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当时的韩国儒生、也是水利专家的郑国，忽悠秦王嬴政修筑水渠，虽然修筑水渠促进了秦国的农业发展，但当郑国间谍身份被发现后，秦王嬴政还是下令将所有儒生一律驱逐，李斯亦在被逐之列。李斯给嬴政上了一篇《谏逐客书》，提醒了嬴政要暂时隐忍。因李斯之力，嬴政和儒生快速进入一段蜜月期，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

秦国朝堂讨论驱逐令 秦统一后，嬴政和儒者尚有合作。秦廷设博士70人，负责跟随皇帝銮驾，以备咨询。公元前219年，嬴政封禅泰山，“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儒生们凭借妙笔生花的笔杆子给嬴政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泰山石刻，引得嬴政大悦。看起来双方其乐融融，可惜泰山封禅又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儒生们引经据典，用三皇五帝的封禅礼仪来设置秦朝的封禅。三皇五帝时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落后，他们的封禅就是简单打扫一下祭台，不奢侈、不浪费，连祭祀的垫席都是用茅草做的。用这种规格来让始皇帝嬴政封禅，就引得嬴政不快，“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此后，嬴政用了超豪华的封禅礼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来登泰山，结果走到一半，天不作美下雨了。儒生们“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趁机阴阳怪气地嘲笑嬴政正因为不用儒家的礼节才引得上天不悦。于是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秦始皇二、秦始皇和方士 “儒”这个词脱胎于巫、卜、祝。先秦时期，儒不仅指孔子门徒，也指炼丹方士，甚至有学问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儒。比如阴阳家的掌门邹衍、法家势治派代表慎到，都被齐威王聘为儒博士。这种学科间的混淆也流传到了秦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三个大骗子徐福、卢生、侯生来了。卢生、侯生的真名肯定不叫生，“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儒家学者名字的代称，比如《送东阳马生序》。可见司马迁也把这俩人列到了儒家的范畴，这就体现了秦代儒家成员的复杂性。公元前219年，徐福先忽悠秦始皇说海中有仙山，有长生不死药，希望替秦始皇寻找，但历时数年不见成果。公元前215年，燕国的卢生也来忽悠嬴政，此后又有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忽悠嬴政。嬴政全都信了，“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徐福等人开出的一切条件，嬴政一概满足。但是前期投资那么大，却迟迟等不来不死药，秦始皇对儒生的好感于是进一步下降。

徐福三、围绕封建还是郡县而引出事变本身归属于儒生行列的方士，已经刺激了秦始皇那颗脆弱的内心，但儒生们却还没有感到危险。公元前213年，嬴政过46岁生日，仆射（秦代仆射是儒官，高于博士）周青臣上贺表，歌颂伟大皇帝嬴政“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大吹郡县制的优点。可博士淳于越等人依旧我行我素，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复古的封建制。由此掀起了封建和郡县之争。这也成了焚，书和坑儒的导火索。

秦朝大臣淳于越的言论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一大批复辟者的思想，这次郡县、封建之争实际是国家统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无疑，不论是皇帝还是执政宰相，都是忠爱郡县、反对分封的。这场斗争，最终在李斯的主持下，以国家暴力手段予以结束。《史记》中说，李斯上奏，除种树、医术、占卜之书外，不是国家府库所藏的百家书籍一律焚毁，民间敢说《诗》《书》的论罪。秦始皇作出批示：“可”。这就是焚，书的过程。这种举动，和清修《四库全书》完全一致，是为了加强思想统一。

李斯焚，书行动中，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诸子百家书籍并没有被焚烧，“所谓秦时焚，书，只烧民间之书，不燔博士之藏书”。也就是说，秦始皇只是禁止民间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反动书籍，而国家图，书馆仍然保留了这些书籍，保存了文化精典。可见，焚，书更重筛选。这也是刘邦入咸阳后，萧何能收集到秦朝图书的原因。但项羽入咸阳，掠夺金银资财后就一把大火烧毁了咸阳城，里面的书籍自然也归于火海。这才出现了汉初统治者要求访秦末名士回忆书籍的一幕。秦汉文化断层的出现，很大原因要归在项羽身上，而不是秦始皇的焚，书上，不应该把项羽的锅甩到秦始皇头上。四、坑儒公元前212年，替嬴政找不死药的侯生、卢生私下里骂嬴政专制独裁，“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于是二人卷款跑路。至此嬴政对儒生的好感彻底崩溃。当年嬴政就下达了坑儒令。这次坑儒杀两类人：一类是欺骗自己的方士，另一类就是反对郡县制的儒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杀方士是因为自己被骗了，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而杀儒生的罪名则是“为訞（妖）言以乱黔首”，就是说他们鼓吹分封，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动知识分子，所以要予以肉体消灭。

坑儒此后长公子扶苏提出：“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嬴政大怒，直接将扶苏贬到了北地郡。可见嬴政的坑儒之心是多么坚硬如铁。所以坑儒不在于坑杀儒生本身，而是在于对异己思想的消除。扶苏被贬，秦始皇死后，便出现了李斯、赵高矫诏杀扶苏，秦朝二世而亡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