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现代史学精神的开创者

本文转自：济南时报

□赵昱华

吕思勉（1884~1957），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中国的“现代四大史家”。

吕思勉的一生，先后经历了清朝的覆灭、民国的风云变化、抗日战争时期的屈辱与胜利的喜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进步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吕思勉先生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自身也成为这段历史下的一个注脚。从《吕思勉传》描述的事迹，我们可以窥见一代学人的生活历程，即使在干戈不止的年代里，他们也从未放弃孜孜不倦的求学之心。

传记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传记首要的写作宗旨，就是根据历史的真实性，用形象生动的方式，通过记叙为传主完成历史的画像。这部《吕思勉传》，就是作者张耕华对吕思勉人物生平、学术思想的归纳总结之作，从生平到学术，详尽地书写了吕思勉先生的一切。

全书共有九章，以时间为顺序，以大量笔墨记叙了吕思勉的生平事迹，将吕思勉的成长历程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呈现给了读者。作者有意识地将人物置于时代之下，读者可以将时代的变迁与吕思勉思想的发展相联系，“历史是现实的写照，现实是历史的重演”，书写历史，乃是为了当下的现实。

传统的史学精神，落到一个字上，便是“真”。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对史料的真实性所提出的高要求。现代史学精神的塑造，是扎根于传统史学对于“真”的追求上的；现代史学精神不是对传统史学精神的替代，而是对其的融合。

这正是吕思勉不遗余力地保护史料、甄别史料的原因。吕思勉提出，对于上古史的研究，不仅仅要注意其中“层累地造成”，同样要注意真相的“逐渐地剥落”。与当时兴起的、全盘质疑上古史料真实性的“遗古派”不同，吕思勉虽然秉持着去除史料中后人羼入部分的想法，却并未就此将这些史料的研究价值一笔抹杀，而是主张让这些历史在研究中“逐渐剥落”，直至真相大白。这份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怎么不令人动容呢？

在现代史学精神的塑造过程中，吕思勉对其注入了新的内核，“社会性”。所谓的社会性，便是以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看待历史、归纳历史。社会性，让历史学这门学科从面向过去的记叙评判之学，变成了面向当下的济世启明之学。“一个人可以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会。”这既是吕思勉的人生格言，也融入了他的学术思想之中。

传记梳理了吕思勉的五本制度小史，无一不是采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写成的。这五本制度小史，在1929年集中发行，可以视作史学精神自我革命的具现化。这种革命的表现，既是面对对象的变革——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到考察制度变迁对社会的影响，也体现了撰史目的的变革——从简单的纪事成论到对国家统一必然性的论证、对民主思想的追溯。

“范围广博，规模宏宽”“实事求是，融会贯通”，这是作者对吕思勉的评价，也是我对作者此书的评价。感谢作者，用文字笔墨将吕思勉这一人物拆分成了无数细碎的侧面，再用这些细碎的侧面重新筑造成一座名为《吕思勉传》的丰碑。这不仅仅是献给读者和他的精神导师的一份厚礼，“拆分再拼回”的研究方式，本就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尊重，对于吕思勉先生所开创的史学精神的一种传承。

吕思勉被誉为“现代四大史家”之一，不仅是因为其在历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崇高贡献，更在于他是一个塑造了中国现代史学精神的杰出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