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家的得与失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钱冠宇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激荡、波澜壮阔，身处这一剧烈变动的大时代，中国史家的幸与不幸皆由此发生。幸运的是，他们耳闻亲历了诸多改变历史走向的潮流运动，不幸则在于他们的人生宿命难免跟随时势起落几经沉浮。著名历史学者虞云国先生之所以将新书定名为《学随世转》，即着眼于中国现代史学在世运翻转中的发展流变，而众史家在此过程中的进退得失也将启人深思。

论及二十世纪中国史家的最高成就，严耕望曾推举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为四大名家。其中陈垣、陈寅恪又并称为“史学二陈”，是历史学界公认的大师，地位崇高，备受景仰。虞云国对二陈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二陈本是民国史坛上的耀眼双星，他们相互敬重，往来频密，但1949年之后二陈的因应之道呈现鲜明对照，他们的友谊亦随之终结。

虞云国书中这篇《史坛南北二陈论》首次发表于1999年，当时大陆知识界已经历过由《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引发的“陈寅恪热”，此文当是热门话题之余绪。如今20多年过去后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

除钱穆之外，严耕望所谓“史学四大家”，虞云国在书中皆有单篇文章论述，其中尤其推荐虞先生对吕思勉的定位和解读，识见透辟、胜义纷呈。中国大陆对吕思勉的旧著再版和遗稿整理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到新世纪初，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中出版了《吕思勉文集》，2015年又推出修订增补后的《吕思勉全集》。我上学那阵子，经常在书店邂逅吕氏著作，当时对吕氏著作的粗陋印象是以通史和教科书见长，且卷帙繁多，实难有耐心和精力一一翻阅，因此虽然知道吕思勉被目为大师，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着实雾里看花、不明所以。

虞云国对吕思勉史学的概括是“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新方法来自何处？当然首先是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虞云国认为，“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梁启超‘新史学’的呐喊，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刻地构成了吕思勉史学的背景底色”。其次就是吕思勉对西方学术的接纳与吸收，“他对西方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的学习，完全是通过阅读有关的外文原著和中文译本而自学获得的，比起有留洋机遇以及大学经历的其他大师来，更显得来之不易”。譬如在史料的搜集运用方面，传统史料仅限于文字记载，但吕思勉借助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知识，“把人类遗骸作为考察古今人种异同的实物史料，以现存法俗用来推想已往的情形”，实属一大进步。

“在旧史学传统向新史学范式的过渡中，他有意识地进行着一种结构性转换的创新探索，以便在旧史学的彼岸与新史学的此岸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他从彼岸架过桥来，但无疑是属于此岸的。”这是虞云国对吕思勉史学特点的精当总结，诚为不刊之论。面对疑古等二十世纪新史学的各种思潮流派，吕思勉表现出一种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涵泳态度，不作惊人之语、不发虚妄之论，于习见的正史材料之中抉发新知，其朴实无华的治史风格恰好与陈寅恪的曲折幽微构成对比：“倘以用兵为喻，陈寅恪是出奇制胜存乎一心，无其天才而一意摹学，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画虎成犬；吕思勉则规矩方圆有迹可循，中等材质而有心追摩，即便难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

评骘诸史家之余，虞云国恪守教师本分，亦将史学金针度与后辈，除上述奉劝初入史学门墙者效法吕思勉史学外，还专门系统介绍了严耕望关于治史方法与经验的名著《治史三书》，称其为“最佳的治史入门书”，而在我看来，这篇《严耕望与他的〈治史三书〉》也是关于严耕望这部名著的最佳导读。

虞云国的专业是宋史研究，《学随世转》一书所论史家中于宋史有特别贡献者共有四人，丁则良（前期）、刘子健（后期）、张家驹、程应镠，后两位又涉及作者的师承，故单独列为后编，以示敬重。十多年前，虞云国还为张家驹、程应镠两位前辈学者编纂出版“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完成了学生对师长的最好纪念。

《学随世转》讲述的虽然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个案，但虞云国臧否有据、知人论世，连带勾勒出中国百年史学的新旧交替与范式转型，更难得的是作者历史通感的自觉运用，不断邀请读者在往事钩沉中获得来自当下的眼光和启迪。徐复观曾改梁启超诗曰“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以此抒发他心系苍生的爱国情怀。读罢虞云国此书，不禁让人再次想起这句诗和它浓缩凝集的沧桑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