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遭遇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中间经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年七十五岁。白居易一生的出处进退、政治生涯是与当时中唐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曾指出白居易在江州之柩后，思想变得消极取容、独善其身，一方面有白居易自身思想性格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朝政不利于诗人施展政治抱负，政治理想的幻灭，就开始变得消极退撄。蹇长春指出，“人们的思想意识，总是要受到社会的制约。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从积极滑向消极的过程，是同随着唐宪宗的被弑，晏花一现的所谓“元和中兴”终成幻梦，一度被平服的践扈专横的剧镇强藩又故态复萌，宦官擅权，朋党倾乳，日甚一曰，大唐帝国进一步走向衰飒没落的总的趋势相一致的。”“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及朋党之争，社会面临着严酷的考验。对外，唐中叶后的外患严重，华族与外族间的争战不断。内忧外患频仍，社会风雨飘摇。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蹇长春，年版，第页。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席卷大半个中国，经百余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繁荣毁于一旦。安史之乱还加剧了藩镇之祸。安史之乱成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指出的那样，唐王朝自安史乱后到唐灭亡，表面上看还维持着统一，然“终于日入衰乱而不能够复振了。”

其次，宦官专权。史学家认为，唐王朝的灭亡，宦官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唐之亡，或云由方镇，或云由宦官，其实两者兼有之。……推原祸始，方镇之乱，亦宦官所造成者。”唐代自玄宗宠信高力士始，宦官专权成为传统。“宦官揽权釀于玄宗而完成于肃、代、德。开、天之际，宦官几若无所不能，直开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自宪宗而后，除敬宗以太子继位外，无不由宦官拥立。”由此可以看出，开元、天宝之际，宦官的权力大到几乎无所不能，这是唐以前所没有的。节度使反而出自监军的控制下。自宪宗以后，宦官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可以操纵朝政，甚至可以控制皇帝的废立。这种荒谬局面终于导致大和九年（甘露之祸的发生。从此宦官的气焰更加器张，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一发不可收。唐文宗是一位有志于产除宦的皇帝，但经过宋申锡的冤案和大和末年的甘露之变，文宗也惧怕宦官，而又无可奈何，至于泣下沾襟也。“

朋党之争是中唐时代的又大顽疾。牛李党争开始宪宗之世，终于宣宗，中间互有进退。“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斗里剧，而瓦有进退。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二”尤其文宗大和之后，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士大夫处境闲难、无所适从。皇帝对此也束乎无策，最终以李德裕死涯州，牛党胜出而告终。中晚唐牛李党争延续年。这一党派之争波及范围极广，中唐后期以至晚唐前期的大多数文人都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这一漩祸。

朋党之争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历史时期文人的命运，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牛李两党的纷争，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这么大规模的党派之争，在历史上也属少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值得我们深究的。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笔者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造成牛李党争的根源在于党派分野。

元和十年（，白居易经历了一生重大的政治转折：他因越职上书言事，被读言击中，艇江州司马。这次距谪对白居易造成巨大打击，使白居易深刻体验了宦海风波、官场险恶，迫使白居易采取全身远祸、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大和三年（春，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过着闲适自在的隐退生活，从此至死没有离开洛阳。白居易因姻亲关系，怕以党人见斥，乃求置身散地。这是白居易所信奉的道家“知足不辱”、明哲保身”的思想作用的结果。白居易后期钟爱止水、池水显然和这种思想状态有紧密的关系。当然，在止水、小池中洗漆灵魂、寻求自我，也是身处乱世的白居易对抗丑恶现实、有托而逃的方式，其间包含了诗人太多的不得己，是不能也不应该完全从负面角度去解读的。正是由于白居易坎坷不平的政治遭遇，使白居易自感投闲置散，选择闲适的生活，白居易隐于园林，终日“息躬于池上”，这种池边生活的经历使白居易创作了大量池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