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官的标准：奉职循理，以民为本

从孔子到汲黯，我为你介绍了《史记》中的20个典型人物，以及他们代表的20种经典人格。写历史，是一种选择的智慧，司马迁用他的选择，告诉我们哪些人经过时间的淘洗，仍然值得被认识。

但司马迁塑造的还不只是个人，在《史记》中他还描述了很多群体。比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如果说司马迁写个体，彰显的是每一个生命的独特精神，那么写群像，勾勒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人格。从这一期开始，接下来的7期，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些群像人格。

首先，我要带你看的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最核心的一群人，官吏。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巨型官僚组织的发展特别早熟。从秦始皇开启“官天下”开始，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人，理论上都可以当官。那么，这当然就涉及到对众多官员的评价。

司马迁很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对官吏品格做出创造性划分的人。不过，司马迁的划分标准可不是纯粹的道德判断，不是简单分为清官、贪官，好官、坏官，而是根据治理风格，分为“循吏”和“酷吏”两大类。

这一讲我先讲“循吏”。

什么叫循吏呢？按照司马迁的定义，就是“奉职循理”的官员。奉是恭敬，职是官职，循是顺着，理是天理。也就是说，对职务有敬畏之心，能顺应天理进行治理的官员，就是循吏。

字面意思很好理解，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理想的官员可以具备的品质很多，比如儒家说的仁爱，比如法家强调的忠于君主，比如老百姓看中的清廉爱民，等等。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奉职循理”作为官员最重要的品质呢？而且这个标准对后世史学家影响极大，24史中，从《史记》开始，有19史都写有“循吏”。在司马迁笔下，“循吏”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史记·循吏列传》来看看。

司马迁的选择

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共记载了五个人，分别是楚国的孙叔敖，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公仪休，楚国的石奢以及晋国的李离。

注意到了吗？这些都是春秋时期的人物，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已经过去四百多年。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司马迁写的全是古人呢？难道在他看来，汉朝就没有一个好官吗？

当然不是。汉朝当然有很多好官，《史记》里就记载了很多，像执法如山的张释之，敢慰皇帝的汲黯，萧规曹随的萧何、曹参。

因此，在我看来，司马迁的选择另有深意。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时代，盛行托古言志的风气，也就是用古人来代表理想化的完美品格，然后对活着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当司马迁选择古人来体现循吏精神的时候，正说明，“循吏”指的不仅仅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好官，更是指官员群体身上，理想化的高贵品格。

我还要提醒你注意，《循吏列传》里选择的这五个人，其实都位高权重，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都是相，李离是“理官”，也就是负责司法工作的高级官员。但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面面俱到描写他们的生平，而是只裁剪了几件小事。这种写法，也正说明了司马迁看重的，并不是这五个人的生平，而是这五个人曾经干的某几件事，以及这些事所象征的官员的理想品格。

奉职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品格，奉职。

前面解释过，奉职就是官员履行职责时，有恭敬之心。这是一种为官的职业精神，因为对工作有敬畏感，所以才有极度的责任意识。《循吏列传》里有两个人物特别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分别是楚国的石奢，以及晋国的李离。

先看石奢。

据司马迁记载，有一次，石奢追查一桩杀人凶案，最后却发现凶手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就陷入伦理的两难。石奢的选择是，放走父亲，自己去自首，承担放走凶犯的责任。楚昭王想赦免石奢。但石奢认为，自己如果抓来父亲，那就没有人性了；可如果放走父亲，就是徇私枉法，对不住死者家属，也对不住自己的职位。于是石奢选择了自杀。

司马迁通过选择这样一个极端的故事，设置了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而石奢的选择，体现的正是不徇私枉法，也不以公灭私的伦理底线。

又如晋国的李离，有一次，他误判了一个案件，让人冤死。李离发现真相后，主动要求为冤死者抵命。当时的君主晋文公认为，错不在李离一人，主要责任可以由下属承担，不必让主官来承担。这就等于是赦免了李离。

但李离认为，作为官员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不能让下级背锅。晋文公又说，你是我提拔的，是不是我也要承担责任呢？李离则回应道，法令规定得很清晰，谁审的案子谁负责，不能向下甩锅给副手，也不能向上甩锅给上级。最终，李离也选择了自杀。

在司马迁笔下，石奢与李离本来都可以得到赦免，但他们却都选择了以身祭法，一个是“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一个“遂不受令，伏剑而死”。司马迁写得简洁冷静，没有多余的笔墨烘托，他用这样极端的故事，斩钉截铁地宣告为官者应当具有的信念：官职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必要时应当以生命去维护。

这就是奉职的内涵，是循吏的第一大特点。

循理

但是，只有奉职的精神，还不足以成为循吏，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特点，循理。循理指的是顺应天理水身的规律。如果说奉职是为官的态度，那么循理就是为官的智慧。

《循吏列传》里，楚国的孙叔敖就是因为非常善于顺着人情人性进行治理，而避免用粗暴的行政指令，成为“循理”的代表。

当时，楚国的马车高度太低，不便于充分发挥马的拉力。于是楚庄王想用法令强制改变马车的高度。但是孙叔敖没有这样做。他的方法是，改变公共设施，让低矮的马车行驶不方便，从而让人们自动选择新式马车。和楚庄王想强制改变楚国的旧风俗不同，孙叔敖是引导民众形成新风俗，自动替代旧风俗。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有点平淡，尤其是和前面两个“杀身成仁”的故事相比。那么，为什么司马迁这么看重这件事呢？这一点，我建议你对比着《货殖列传》一起来看。

《货殖列传》有一句话，说最好的管理是“善者因之”。“善者”是高明的人，“因”就是顺着，和循吏的循是一个意思，“善者因之”的意思就是说，高明的管理者要顺着人性的欲望进行治理。

把这句话和《循吏列传》中孙叔敖的事件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司马迁认为，人性欲望的存在本身是天理的体现。所以，不要总想着去压抑欲望，而要学会顺着人性中的欲望，自动做成事情。当官也是如此，能洞察人性欲望的微妙之处，顺着规律治理的官员，才是最好的官员。

孙叔敖的这个例子虽然是小事，但体现的正是“善者因之”的核心智慧。而除了孙叔敖，类似的智慧，也体现在子产的治理风格中。

以民为本

当然，司马迁心中理想的循吏，不仅要具备奉职和循理的素质，他们还要做到以民为本，能够真正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在我看来，这一特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循吏列传》里的公仪休。

在司马迁笔下，公仪休有两个重要的为官准则，第一个准则是“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也就是说，官员不能与民争利。第二个准则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就是每个官员只能拿一份收入，意思是禁止官员做盈利性兼职。

公仪休对这两个准则的坚持，有时候到了极其严格的程度。他的家人种出了美味的蔬菜，他担心这种蔬菜会影响菜农的生意，就全部拔掉。他妻子研发出精美的布匹，明显是准备售卖。他把妻子赶回娘家，烧毁了纺车。他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官员和官员的家属不可以同时是商人。你可以免费把种菜织布的新技术教给老百姓，但不能和老百姓搞商业竞争。

公仪休体现的，就是不与民争利的治理风格。

把上述三个特点结合起来，司马迁笔下的循吏形象就很清楚了：

能做到以民为本，有很高的责任感，但同时又强调以不扰民的方法实现社会治理。他们面对两难问题时，首先要做的是对良心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而不是对权力负责，对上级负责。这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这五个人所象征的高贵品质。但在现实中，这些品质很难做到，尤其很难由一个人来全部做到。于是，司马迁写下了《循吏列传》。

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司马迁把“奉职循理”“以民为本”作为为官者最高贵的理想准则呢？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为司马迁对此有着切身感受。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时代，是一个对外战争不断的时代。这些战争，虽然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但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尤其当官员们，一味对上负责，用强力手段去征兵抽税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加艰难。更等而下之的官员，还会趁机中饱私囊，贪污腐败。

而《循吏列传》正寄托了司马迁对于一个“好官”的理想目标。

值得欣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理想和期许，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延绵下去，甚至成为执政者选拔官吏的标准。直到清朝，嘉庆帝还说：“国家亲民之官，首重循吏。”每个时代的具体标准或许不一样，但“循吏”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为官者最理想的模样。

总结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一讲，我围绕群像人格这个概念，揭示了《循吏列传》的本质。司马迁以独特的写法，通过五个古人的事迹，为官僚集团树立了理想准则的坐标系。这个理想准则，包括了两种最核心的品质，那就是责任感和以民为本。通过司马迁的提炼和概括，“好官”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这对中国的官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想请你在评论区谈一谈，你觉得在中国历史中，谁还具备“循吏”的特质？说说出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