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一国君明察秋毫，被司马光吐槽“管得宽”，你觉得谁有道理？

导语：司马光批评了卫嗣君好察微隐，说白了就是管得太宽太细。

作为一名管理者，而且还是高级管理者，要逐层管理还是事必躬亲？作为国君还要亲自过问县令以及关市，过于关注细节而忽视了全局，那自然是要不得的。

但问题是卫嗣君是经常如此，还是偶一为之？作为国君，体察民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后世很多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一】

对贫苦百姓的疾苦毫无了解，就会闹“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所以古时候的皇帝有必要深入基层民众，比如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皇帝微服私访。

最典型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能够亲自走出皇宫，去和普通老百姓发生交集，体验百姓生活。所以说，经常如此要不得，偶一为之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韩非所诟病的，为了制衡大臣和妃子，就提拔另一拨大臣和妃子的问题，后世也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安排低品阶的官员担任有很大权力的监察官，以低治高，实现权力的制衡。典型例子就是明朝的言官，包括都察院御史和给事中。

他们的品阶都很低，但是却有很大的权力，动辄就会弹劾朝中的大小官员。当然由于明朝的中央集权很严重，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皇帝手中。

清朝学者汤鹏所指出的，卫嗣君的察察之明倒是没问题。我对《康熙大帝》里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就是康熙的用臣之道，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全用奸佞小人当然不可取，但是全用海瑞一样的清官也不可行。正人君子各奸邪小人各有用武之地，国君要灵活地用好这两类人，而不是一味地只用道德高尚的人。

最后讲到，用卫嗣君“聚敛计数之君”来影射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数字化管理是大势所趋，是儒家学者们无法阻止的。

【二】

儒家所信奉的那一套，只适合先秦时代的小国寡民，到了大宋朝如此大体量的经济体，还在用先秦时期的思维去照搬照套，实在可笑。

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亮。孔明先生也是事必躬亲，典型的好察微隐，他在蜀国实行的也是法家政策。

不知道司马光对孔明先生的评价如何？我猜评价是不太高的吧，毕竟孔明先生封神，那是要等到明朝之后，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才形成的。

作为君主，需要德才兼备，但圣人般的君主太过稀缺。不具备德才，又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有，并且甘心臣服于自己，那就只能演。

于是戏精卫嗣君登场，演得不亦乐乎。偏偏战国又是一个尔虞我诈、兵戎相见的时代，单靠美德和仁政根本行不通，所以他又整出一特务机构。

【三】

对一个管理者来说，有一套自己的控制术当然很好，有从上至下密布的眼线，有各行各业严格的监管测试。

有里里外外权力的约束与平衡，真应了那一句“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了，但是作为被管理者呢?天天被无形的眼睛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被猝不及防的各种测试包围、试探，做任何决定都有其他人制约，这种感觉如芒在背，逾规的话不敢说，逾矩的事不敢做。

像中国古代版的《1984》，细思极恐啊!如果把我放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也要逃往其他国家。

归根结底，还是本事不够，威压来凑。卫嗣君的好察微隐，更多的是在用权术表现自己的无所不知、明察秋毫。

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不可测的外衣愚弄官员，来确保自己权力的稳定，卫嗣君在舞台上扑腾了41年。

或许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愉悦，但被各种八卦、猜忌、不信任、敏感包围着，真的不辛苦吗？只有他知道。

司马光记录卫嗣君的各种事情，以及提拔大臣和妃子事件，批评卫嗣君的好察微隐，又引用《荀子》说卫成侯卫嗣君是“聚敛计数之君”。

荀子并不反对计数，只不过在他看来，这是低级官员和基层办事员的必备素质，不是高级官员该做的，更不是君主该做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帝王，君主，做好掌控全局，把握机会，指导好方向就好，其它事情交给具体官吏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