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从盛世明君沦为最失败的君主

公元266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

司马炎继位以后，对内励精图治，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对外加强军事训练，厉兵秣马。

在历经十年积淀发展，司马炎于279年发动灭吴之战，一举统一中国，结束东汉末年以来近一百年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

此后司马炎积极发展经济，实行占田制，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随着国家承平日久，司马炎开始懈怠政务，走上骄奢淫逸的道路，甚至带头腐败，卖官鬻爵。

西晋在以司马炎为首的门阀士族的糟践下迅速衰败，在其死后不久爆发八王之乱，华夏大地仅在统一十年后再次陷入分裂内乱。

中国第一个门阀士族出身的皇帝

公元236年，司马炎出生于河内郡名门豪族司马氏，他的先祖司马卬曾随项羽灭秦，受封殷王，建都河内，汉朝时为河内郡。

之后司马氏世代在地方为官，曾祖父司马防担任京兆尹，其祖父就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

司马懿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担任过尚书、侍中、大将军、大司马等军政中枢要职，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除掉政敌曹爽集团，掌控魏国朝政。

司马懿死后，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相继担任魏国大司马、大将军，废立魏帝如同儿戏，专权日甚一日，264年司马昭进位为晋王，265年司马昭病逝。

司马炎作为司马昭的长子理所应当地继承父亲的爵位，继任相国，掌握魏国军政大权，这一年司马炎29岁。

虽然年龄尚轻，但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世家大族，而且司马氏历经两代，专擅朝政近二十年，整个朝廷已是门阀士族的天下。

比如与司马家世代交好的清河崔氏，曾与司马懿同掌朝政的颍川陈氏，为司马昭效力的平遥贾氏等等，坐在龙椅上的魏国皇帝曹奂早已是个摆设。

所以说曹奂能当多久皇帝完全取决于司马炎的态度。

265年，司马炎指使手下劝说曹奂早点让位，曹奂心知肚明，只能顺水推舟下诏表示禅位。

司马炎经过假模假式的再三推辞后，才接受曹奂禅让，于同年登上帝位，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曹奂被封为陈留王。

司马炎建立西晋标志自东汉以来，占据社会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士族集团首次夺取国家权力，司马氏作为门阀士族的一员，代表士族集团登上皇位，确立新的统治。

虽然司马氏获得江山，但由于其本身代表士族利益，具有鲜明阶级属性，注定司马氏的统治带有高度偏向性和狭隘性，这也为司马炎后期的腐化堕落埋下伏笔。

攘外安内:分封宗室，巩固皇权；击灭东吴，统一中国

虽然司马炎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登上帝位，但他深知朝堂内外危机四伏，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从外部看，蜀汉虽在司马昭时期被平定，但东吴仍在，即便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始终是一个威胁。

当然，司马炎胸有大志，想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像秦皇汉武那样彪炳千古。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司马炎认为真正的危机在于内部，他的祖父、父亲为了让司马氏家族夺权铺平道路，对曹氏宗族进行残酷的屠杀，从曹爽集团被夷灭三族，到魏帝曹髦被当街刺死。

这一系列事件让司马家族名声败坏，一度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了挽回破碎一地的政治声望，司马炎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让已禅位的曹奂一切礼仪依照旧制，载天子旌旗，上书不称臣。

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的子弟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司马炎不但缓和了司马氏与曹氏宗族、社会面的矛盾，而且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又赢得东吴的好感。

除了搞好与曹魏前朝的关系，司马炎深刻认识到，自己能够顺利上位，主要是士族集团的鼎力相助，晋朝也不过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的联合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氏是士族阶级推举出来的代表罢了，西晋也不是一个能够按照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政权。

司马炎要做的是必须让皇室家族驾于其它士族之上，他认为，曹魏之所以衰微，被司马氏取代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宗室力量去制衡。

于是司马炎在继位当年大封宗室子弟为藩王，以对抗士族势力。

比如:封其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

这些藩王的封邑大的在一万户以上，小的不到五千户，同时赋予他们所在封国的军队指挥权，用以拱卫京师。

经济上，司马炎确立无为而治的立国思想，实行节俭务实、社会宽松的策略，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恢复国力，为日后统一奠定基础。

在经过十年的励精图治，晋国国力蒸蒸日上，司马炎开启灭吴之战，准备一举定乾坤。

而此时的吴国却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极其荒淫残暴，他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

对于劝谏他的中书令贺邵用烧红的锯条锯下了舌头，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更是常见。

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大臣纷纷投降西晋，在此情况下，司马炎觉得伐吴时机成熟，于279年派遣二十万大军分六路向东吴展开大规模进攻。

其中:五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六路由巴东、益州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捣东吴都城建业。

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阻击长江上游晋军，晋军则建造大排，并用火点燃，熊熊烈火直接把铁链烧断，东吴的长江防守设施瞬间毁于一旦。

另外五路晋军由北向南，声东击西，做出直取建业的姿势，孙皓忙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五路晋军，结果被沿江东下的晋军钻了空子攻占建业。

经过四个多月的征伐，司马炎取得对吴战争的全面胜利，成功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

太康之治——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黄金十年

统一华夏后的司马炎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占田制。

司马炎很清楚的了解，东汉以来豪强士族侵吞占有社会大部分土地，他们通过土地兼并来垄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资源，而农民则沦为无地的佃户。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阶级矛盾尖锐，同时士族集团隐瞒户口田亩，对抗国家财政税收，变相侵吞政府财产。

各个士族之间通过姻亲、宗族等纽带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个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横行地方乡里，甚至影响朝廷政局。

出身士族的司马炎感受到这对国家政权的危害，决定扭转这一局面。

所谓占田制就是规定男女拥有田地的数量，对于不同品级的官员划分相应的田亩，限制豪门贵族占有田亩的数量。

同时使原来近乎于奴隶的佃户成为自耕农，允许农民占垦荒地，不少豪门士族的佃户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

占田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当然，这也承认了门阀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承认了士族阶级享有的特权，这是司马炎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导致。

另外，司马炎大力兴修水利，灌溉土地数万顷，劝课农桑，以劝农成绩好坏作为奖罚官员的标准。

司马炎还设立“常平仓”，即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为，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

司马炎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充裕，人口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全国人口就增加130多万户。

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间，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民生富庶、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清平、天下康宁的繁荣景象。

史书称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

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更是被描述为

“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可见当时物资极大丰富，已经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甚至有“天下无穷人”的谚语，司马炎统治的这十年时间被称为“太康之治”。

从一代明君到腐败头子

如果司马炎能够坚持太康之治，其历史地位完全可与后世唐宗宋祖相提并论。

可惜在太康后期司马炎逐渐怠惰政事，生活上荒淫无度，归根结底是由于司马炎的门阀士族阶级本质决定的。

在此之前，司马炎对内打击士族权贵，安抚曹氏宗亲，无非是为了稳固司马氏皇权，为伐吴做准备。

统一中国后经过占田制等经济改革措施，社会经济增长和百姓生活安居富庶，让司马炎觉得统治根基已经稳定。

政治的安定统一帮助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累积了大量的财富，皇族和权贵都有优裕的经济基础。

于是司马炎家族率先作了荒淫奢纵的表率，开始纵情享受，过起豪华奢侈的生活，甚至与士族公卿公开赛富。

《晋书后妃传》描述：

“（司马炎）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

司马炎在灭吴后就迫不及待地将孙皓的后宫纳入到自己的宫廷，晚上乘着羊车去选择侍寝的后妃。

放眼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像这种带头骄奢腐败的算是头一号，皇帝都如此，公卿士族无不效仿。

比如大臣何曾每天吃饭用一万钱，还“无处下箸”，各级官员贪污受贿更是习以为常。

同时司马炎为了巩固皇权而大封宗室，使得诸王统率兵马各据一方，使得司马宗室藩王权力日益增大，在司马炎死后不久即爆发八王之乱，晋国迅速衰败。

小结

司马炎为了吸取东汉、曹魏的败亡教训，加强宗室力量，可惜事与愿违，司马炎不仅没能维持西晋政权稳定，反而导致宗室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西晋王朝仅仅持续五十二年就被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