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后，我最先被贫穷击倒”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jingqitanzhang）

原标题 | 焦虑抑郁致贫的年轻人

撰文｜罗方丹

编辑｜温丽虹

以抑郁症为代表，抑郁、焦虑、双相情感障碍等种种情绪病，会吸去病患的活力，使他们失去内卷社会所要求的功能。

生着病难以工作，不工作赚不到钱治病。情绪病作用下，患者们因病晋升受阻、收入下降，乃至失业失学。

在旁人竭力攀爬，改善物质生活情况的时候，他们在心绪脱力和恶劣的经济状况下，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脱困，无法回到轨道之内。

01

因病致贫

无形之中，有人将沾满水的桑皮纸贴在脸上，一张接着一张。五官痛苦，呼吸困难，“一种强烈的濒死感。”

惠方如此描述焦虑症惊恐发作时的感觉，“就像一种古代酷刑。”躺在床上，她的身体越发僵直，手心渗出冷汗，眼前陷入黑暗。

“不要强行挣脱，而要等待它自行退去。”惠方总结，此时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不要对抗”。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意识逐渐恢复，就使用呼吸放松治疗法。通常，从濒死感的无力中恢复过来，就需要耗费她半小时。

和焦虑症纠缠的第8年，惠方早已能熟练应对病理性的躯体化反应。然而，疾病曾扭转的人生走向，却仍然使她陷于迷茫。

惠方生于90年代的广东，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是家中活着的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6个哥姐都没能读完初中。只有她通过高考，考上广州的一所985高校。这原本是惠方与命运搏击18年换回的，有机会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然而，2014年，大二刚开学时，惠方确诊了重度焦虑症。作为广东省少有的985院校，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原本是中国各大公司招聘季争抢的目标。2021年公布的数据中，它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就有10048元——将近惠方家中此前一年务农的收入。

焦虑症摧毁了惠方一度唾手可得的前途。2015年5月，刚读完大二的惠方从大学辍学，进入社会。那半年，她假装自己还在读书，没有告诉父母——确诊后，她就曾试图告诉家人自己的病情，但没有得到理解。“不要乱来，在学校里就要好好读书。”哥哥这样劝她。

上大学时，惠方的父亲已经67岁，家中早就无力负担惠方的生活费。只有在外打工的哥哥每个月给她800块钱。沟通中，她发现，在家人的观念里，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病，就是“富贵病”，是“想太多了”导致的，富裕人家才有钱治疗这些疾病。

她意识到，家人无法理解她的处境，也无人可为她的治疗提供经济支持。辍学之后，她没有再求助于家人，自己打工赚钱治病。

情绪病的治疗，不仅需要稳定的用药，还需要心理咨询的辅助，伴随昂贵的开销。然而，抑郁症、焦虑症等以情绪困扰为主要特质的疾患，会吸食人的活力，使人丧失动力与高效行为能力。

受困于高中学历与情绪病带来的不稳定状态，辍学后，惠方难以找到收入足够高的稳定工作。在广州、深圳两城徘徊，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快递打包员，在麦当劳过夜，耗光了钱财，才回家去，告知父母实情。

此后七年，她一直没有找到理想而稳定的工作。在焦虑症暂歇，精神力短暂回归躯体的间隙，惠方也尝试过学习纹身，为短视频撰写脚本，都无疾而终。七年后的2022年，她才告别体力劳动和零工，靠着一篇给杂志的投稿，成为自由撰稿人，进入自己最初想做的行当。

在焦虑症的影响下，惠方至今无法保持稳定收入。在广州城中村，她租住在握手楼中的一个房间，隔音很差。一墙之隔，邻居刷牙、咳痰的声音，听得明晰。增压水泵低频的噪音在夜间不断持续。成日成夜，噪音萦绕在她头顶上方。

贫困的处境，加剧着她的病情。搬进这间房屋后不久，在不该出现增压水泵噪音的白天，惠方也听见一样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出门买菜，她总听见有人在叫她，一回头，又不见踪影。惠方知道，是自己的焦虑症加重，幻听了。

如今，她每顿饭为自己做一个菜，自己种植豆芽和蒜姜。房租的合约将在半年内到期，她决定，要在半年里“挣脱出去”，在明年换一所安静的房子，以让她的自由撰稿事业不受影响，“靠着这样的想法，吊着自己前进。”

图 | 惠方在出租屋里种植的豆芽

情绪病造成的职业失能，正在围困越来越多患者。2015年的一项国内研究中，研究者抽取了168位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发现他们每年由于抑郁症误工及工作能力下降产生的间接花费，平均为11569元，是医疗花费的近两倍。

疫情期间，被封控在家的惠方也经历了严重的惊恐发作。她开始想办法，在焦虑症发作的同时坚持工作。

居家办公的日子，惠方躺在床上，连坐起来也很艰难。磋磨许久，她想到以“用嘴写作”的方式工作：自己口述出策划方案，再请同样在家上网课的对象在一旁帮忙记录，做成文档。躺在床上，惠方一边感受无法屈伸的手指，一边口述着策划，“感觉自己就像霍金。”

一个月时间，通过撰稿，惠方原本至少可以收入三四千块钱。惊恐发作后，她却需要把这些时间，都花来做肌肉复建。把护肤品拿起来，再放下去，拿起来，再放下去——这样简单的动作，也需要大量训练：“不要心急地想要完美复刻平常的动作，只能把整套动作一个个拆分。”

焦虑症惊恐发作，导致她的机体出现自主神经性功能紊乱，“它会打乱你平时的肌肉惯性，切菜、拿东西，都不会了。你会不知所措，觉得怎么做都不对。”大脑与身体初步建联，就需要一周时间。

读大学前，奋力攀爬的日子，惠方还记得很多瞬间。有每晚放在自己身边的，家里唯一的那盏煤油灯；有为“金元宝”刷金箔时，沾满浆糊的刷子；还有在手机配件厂打工攒学费时，那间没有自来水的宿舍，夏日里飞舞的蚊虫，和飘满藻类的取水池。

那时候，向上的路虽然艰苦而漫长，她却仍然抱有希望。因为前方尚有光明的前程，鼓励着她抓紧向上的绳索，不遗余力地攀爬。确诊焦虑症后，她从向上的窄道上被一团烂泥击落。跌落回谷底，好像只需要一瞬间。

重回谷底，惠方再没有机会去寻找攀爬崖壁的绳索。因为光是挣脱那团烂泥，就已经花去所有精力和时间。

图 | 惠方在出租屋外看到的晚霞

02

贫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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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灾难或经济下行时期，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会随之上升，其中，贫困人群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更大，且往往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造成的后果更糟。

贫困对精神疾病的影响，部分通过生理因素进行中介。比如，人生早期阶段的贫困，会通过影响大脑发育，在生理上增大个体此后罹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在2020年一项针对167名3到5岁抑郁儿童的纵向研究中，早期的贫困，被发现通过影响睾酮分泌和海马体的发育，影响孩子青春期时的情绪调节能力，增大抑郁的概率。

读初中的时候，惠方知道了自己是从贫瘠里幸存下来的小孩。2004年，在一顿普通的午饭中，惠方的父母说起，他们原本打算将出生后百天的惠方，在一棵榕树下埋掉。

惠方知道那棵榕树，它就长在家附近，从广东广袤田地里普通的一方泥土里生长。小时候，惠方偶尔能看到有人在榕树下埋东西，但不知道埋些什么。

父母的子女够多了，惠方知道自己的前头，就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后来，她才陆续从亲戚的口中得知，母亲曾怀过和生过的孩子，比这更多。除了活着的7个，还有4到6个孩子，要么流产，要么在出生后夭折。

几个孩子的死，是从贫困里长出的恶果。惠方的父母不会科学避孕，发现怀孕后也没钱做流产手术，生下来后，也无力在优渥的条件下抚养。在惠方的家族里，贫穷顽固地生长。她的父亲在80年代初做了泥瓦匠，在“劳力遍地走”的时代，没赚到钱，随后捕鱼、晒盐、卖虾干，拉扯6个孩子长大。惠方的母亲，一直靠种菜与卖菜维持生活，在十年前，每天收入大概四五十元。

父亲48岁那年，惠方才出生。由于家里孩子太多，父母原本考虑将她送给亲戚，没送出去。百日后，看惠方还没夭折的迹象，他们便决定将她埋掉。饭桌上，父母讲起计划埋她的那天。父亲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提着篮子中的惠方。往榕树走去的时候，天突然下起暴雨。父亲突然于心不忍。惠方就这么活了下来。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惠方才10岁，知情却无助的年纪。

在那个家中，活下来的孩子还需要跟穷周旋。惠方的一个姐姐出生就送了人，剩下两个姐姐，都没读完小学，在十几岁就出去打工。二哥在小学二年级就无心向学，十岁左右，就被父亲带去工地上做小工，以躯体的劳苦换钱，帮忙赚取一家人所需的开支。

父亲原本不同意惠方读书，是母亲借了钱，让她读了小学一年级。五岁时，母亲发现，惠方会去捡邻居丢的书，还没读小学，就在捡来的书里学会了乘法表。母亲坚持让她上学。然而，一年级下学期起，母亲就没有支付过她的学费。惠方记得交费时，母亲对她说，“妈只能供这一学期，你要一直考第一名，才能读下去。”这成了她此后奋发的动力。

除了拿奖学金，惠方还学会了很多赚钱的技术。她给街坊邻里钉鞋面，有时候去作坊打工，还学会了一门给广东人拜神用的“金元宝”纸钱刷金箔的技术，用来打零工。一到寒暑假，她就进厂打工。靠着这些劳作，年幼的她勉力支撑着自己读到了高三。2013年，惠方考取了广州这所985高校，成为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然而命运没有继续馈赠自小懂事自强的惠方。一家人疲于应付贫穷的那些年，贫穷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侵蚀她的躯体和精神。

先是读大一的时候，她长期失眠。时常，她感觉自己的脑中被规整出一条不限速的高速公路，没有刹车的汽车来来往往，“咻咻咻”地在脑子里穿梭。凌乱的思考持续叫嚣，没日没夜，停不下来。

她尝试过3次自杀，两次用毛巾上吊，一次过量吞服安眠药。最后一次从医院洗胃回学校，辅导员通知了她的家人。

家里人不理解疾病的同时，也早就没法完全负担惠方的生活费。大学第一年，惠方用周末和周中的所有课余时间，去奶茶店打工、做家教，为自己攒钱。奶茶店的时薪是9块钱，从下午17点上到0点的晚班，她一天能挣63块。一周去三次，再加上做家教的收入，她一周能赚四百多块钱。打工与学业交织，加上焦虑症导致的睡眠障碍，惠方时常两天只能闭眼两三个小时。

确诊后，惠方拿着积蓄，去医院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治疗。她发现，一周打工的收入，只能付一次心理咨询的费用。这半年，服药之外，她陆续去医院做了五六次心理咨询，一小时400块钱，“咨询师一直看桌上的计时器，好像着急下班。”在惠方有限的体验中，昂贵的价格，并没有为她买到与之相称的专业服务。

由于经济受限，惠方至今没有寻找到效果好、副作用小的药物，“吃了后，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硬化了，好像思考到某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硬块那样，堵住了。”药物影响思维，思维影响工作，工作决定着收入。一段时间后，她也不再用药。

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惠方再没有更多的钱用于试错，无法在更多咨询师或机构中尝试更好方案，就此终止了治疗。

2020年12月，一项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证实了贫困与精神疾病的双向关系：贫困的经历，会通过社会压力、羞辱感、直接的身体创伤等，损害人的精神健康。而精神健康问题，又将进一步导致就业难或失业，进一步加深贫困。

出身于安徽农村家庭的糖糖，也进入了疾病与贫困的循环。2018年8月，糖糖在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与重度焦虑。

图 | 2018年，糖糖在安定医院确诊重度抑郁与焦虑

记忆中，症状出现的时间，远在确诊之前。从中专的幼教专业毕业后，2015年，糖糖进入乡里的幼儿园工作，身兼保育员与全科教师数职。除了教孩子们拼音、数学、舞蹈、音乐，她还要安排他们的饮食起居。私人幼儿园管理混乱，小班与托儿班混合，三十多个年龄不一的幼儿，都没有自理能力。工作压力太大，园长还待她严苛，时常厉声责骂。

两个月后，被园长责骂的一天，糖糖跑到乡里的河边，坐了一天，想要跳河。这是她第一次正式工作，也是最后一次。这天后，她辞了职，也没有回家。2016年，19岁的她进入社会，此后七年，糖糖辗转于杭州、宁波与北京。

在杭州做游戏主播的一年，糖糖发现自己的症状越发严重。她开始害怕出门，把自己关在屋里，每天喝酒。房间里堆满垃圾，“因为丢垃圾就会出门见到别人。”

求生欲、物欲如同火种催人奋进，但世界上没有火种可以点燃一垛厚冰。情绪病的生发，吸食掉糖糖的活力。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她像被包裹在厚冰之中，无法自我启动。

陷入重度抑郁的一天，她躺在垃圾堆旁，尝试逼迫自己下楼。一想到要出门，却又焦虑到不能呼吸。这天，直到凌晨三点，她才戴上帽子，偷偷下楼。

图 | 2021年，糖糖在精神病院住院时，朋友拍下的照片

情绪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大量资料显示，遗传、神经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童年的不良经历（如精神虐待或暴力等），对抑郁症与焦虑症的发生有明显影响。

作为生于安徽农村贫困家庭、家中有个弟弟的女孩，1997年出生的糖糖从小遭遇父母的家暴。小学时，她数学考得不好，惹怒了父母，父亲照着她的头打，母亲用力地拧她大腿上的肉。糖糖冲去厨房拿菜刀，想砍自己，结果因为吃不饱力气小，她没有对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那晚，母亲让她在家里的水泥地上跪了一夜。怕母亲突然醒来，糖糖不敢睡觉，跪到早上上学。中午照镜子时，她发现自己的下眼睑的眼袋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血点。

贫困导致的贫瘠，也深刻影响着她的成长。糖糖至今记得6年级时挨饿的感受。小学毕业后，没有人接在外地上学的她回家，她一个人躺在出租屋，三天没有东西吃。这年，父母带着弟弟回乡做生意，只留她一人在租住的单间里上学，没法联系父母。生活费花光后，她去翻邻居剩下的垃圾，在厨房找到一包胡椒粉。这三天，她每天在屋里舔着胡椒粉，烧白开水喝。饿得受不了，就躺床上睡觉。

三天后，糖糖的父母才想起她已经毕业，赶回出租屋，发现了躺在床上衰弱的糖糖。后来读初中，糖糖因为生活费不够，吃不饱，身高一米五三的她体重不到六十斤。

成年后确诊抑郁症与焦虑症，贫困再次阻碍了她的治疗，固化了精神疾病。无法工作后，糖糖回到乡里住。县里的医院只有心理科与精神科合并的门诊，不能住院，一次只能开一盒安眠药，开不了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药。

图 | 糖糖吃过的安眠药和抗焦虑药

想要多开药，糖糖就需要坐车去市里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从我家去街上要三块钱，从街上去市里要15块，从市里坐公交去医院要2块，来回交通就要50块。”原本她常吃的抗焦虑药物劳拉西泮，后来市医院也不进口了。糖糖就只买安眠药。

没有工作的她，也没有医保，父母帮她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在这家医院只能报销住院，不报销门诊与开药。国产的安眠药酒石酸唑吡坦片26块钱一盒，一次4盒。去市里开一趟安眠药，糖糖就要花近两百块钱。

父母只给糖糖报销100块的买药钱。多出来的100块，就需要从她每月400元的生活费里扣。因为没有收入和积蓄，糖糖的钱经常不够用，需要向朋友“乞讨”。

她一个月最多去一次市里，能开24片安眠药。由于药物依赖，原本一天一颗的剂量，她需要吃两颗才能入睡。开一次药，只够吃12天。没药吃的时候，她晚上就“完全不睡觉”。

穷人更易患病，更难治疗，而疾病又会进一步致贫。贫困原本是可以改变的命运，情绪病却吸食掉人的活力，将他们从自食其力、逐步富裕的轨迹上驱离，使得向上的愿景化为泡影。

03

结

情绪病致贫的阴影，不仅缠绕着出身贫寒之人。

会议室里，27岁的小羊正对各级上司汇报入职一年的工作成果。“你这句话讲得太傻了。”“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很奇怪。”情绪病作怪，她感觉有另一个自己漂在头顶，对自己指指点点。

无法对抗这个不断指责的声音，小羊汇报的声音颤抖得越发厉害，好像就要哭出来。过去一年的努力，最终被她搞砸了。

小羊来自一个富足的家庭。2018年，在英国读研期间，小羊确诊了抑郁症。毕业后，她成功进入了职场，却终日心中惶惶。2021年4月面试时，小羊刚接受了两个月的治疗，吃了药，“处在兴奋期。”她知道自己面试时侃侃而谈的模样，一半出于药效，一半出于伪装。回国工作两年，她又确诊了焦虑症。

在这家头部互联网公司，成功入职的同事都是人群中的精英。

在公司，小羊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罹患情绪病。在她看来，周围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精英，办公室奉行弱肉强食的规则。小羊害怕生病的自己会成为同事们的职场八卦，遭受背后的议论与偏见：“大多数没有受过情绪病困扰的人，很难去理解这些事……你会明显成为一个异类。”

入职第一周，小羊“我是正常人”的伪装露了馅。“我发现完全不知道怎么跟同事正常沟通。”上级问她工作进展，同事与她社交的消息，她都不知道怎么回复。她不会求助，只能在厕所崩溃大哭。

每天上班，小羊都要付出两份心力。一份负责完成工作任务，一份用来“学习成为正常人”。

旁听会议时，小羊需要捕捉会议要传递给自己的信息，精神却忍不住去观察主持会议的同事：“为什么他可以顺利地说出这么多话，是不是因为他是正常人。”她开始观察会议室里同事的样子，模仿每个人说话的姿态。两个任务难以兼顾。

一场会议下来，小羊什么也没记住，同事总是诧异而不失礼貌地问她：“你今天是不是又有点迷糊？”一年后，她的职业发展对比同期入职的同事，像被开了0.2倍速，薪资几乎维持在最低水准。

图 | 小羊时常一个人躲到公司楼下的角落里抽烟

在那场失败的年终汇报后，小羊在心惊中进入第二年的工作。这一年，小羊才终于感受到自己进入工作与治疗的正轨。

事后她总结：打破情绪病患者就业困难与治疗启动难的循环，需要他人主动的善意。

2023年3月，小羊工作调动，到了新部门，有了两位新的女领导。“非常和善，有同理心，很直率。”小羊说，面对不会主动沟通困难、心事重重的她，她们会前来主动询问小羊工作上是否有困难，也不吝安慰，常常和小羊说：“我们都很喜欢你，不要压力太大。”

这是小羊此前从未听到过的话语。在善意与关心包容中，她感知到自己在飞快地进步。“沟通能力和思维能力，工作技能，都提升了。”被安全感包裹着，小羊开始尝试与同事沟通，第一次跟同事一起吃午饭。

走出去之后，她接收到了更多的善意。平常，一位经常给她建议与帮助的平级同事，会叫小羊下楼散步、抽烟。一次，在小羊主动问她，要不要下楼时，她觉察出了小羊情绪的异常。

在楼下，吹着风，同事突然轻柔地问，“你怎么了？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讲讲。”这天后，小羊和同事一起出去吃了饭。那是她工作以来，第一次在下班后和同事聚餐。

图 | 小羊放在桌面，给自己打气的话

《2020职场人士心理健康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具有中高程度抑郁情绪的职员在职场中占比约为40%。同时，在21~30岁的被调查者中，有抑郁倾向人群的占比达到了47.9%。

肖燕在一家互联网企业担任心理咨询师。工作中，她总结出一套识别职场中情绪病人的警示标准，包括流露出死亡的念头，不明原因突然给同事送礼、道歉、诉说告别的话，出现睡眠障碍等。如果在咨询中发现这类情况，肖燕会给员工做一个心理评估，建立心理档案，并在保密原则下进行支持。

然而，此类心理咨询的福利和内部员工疏导，仍然只是头部大厂的选配。2022年的报告显示，中国86%的公司没有给员工提供心理援助。

职场之外，情绪病人的就业，还需要社会组织层面提供支持。

2020年8月，罹患抑郁症的小羊在英国实习期间，感觉到情绪病对工作的影响。她上网搜索，联系到一家为华人情绪病患者提供援助的当地社群。社群为小羊配备了一位职场“教练”，定期组织一对一的培训活动。

在小羊的印象中，所有的培训活动都在努力“用外力把人牵引到工作的场景中”。在中国，也有一些组织提供类似辅导。这类指导最典型的方式，包括为情绪病患制定沟通模板。比如，“您好，我有一个工作事项想向您沟通下，大约需要10分钟，您看什么时间方便？”诸如此类针对不同情境设计的对话模板，方便他们在无力时，也能快捷完成简单的职场交流。在北京，小羊也参加了一些引导人交流情绪的工作坊和职场讨论活动，得到很大的心理支持。

7月，小羊的父母从南方老家前来北京，陪同小羊去安定医院复诊。那几天，小羊正处于重度抑郁爆发的时期，“状态很差，一直在发脾气，抱怨小时候父亲的控制带来的创伤。”治疗稳定后，小羊跟母亲道歉说对不起，自己对她发了脾气。

“妈妈不会生气，妈妈只有心疼。”小羊记住了母亲的回答。离开北京前，小羊在床头看见一束花，和一张用粉色马克笔写下的卡片：“愿美丽的鲜花带给你幸运、温暖和力量。”是妈妈的字迹。

图 | 妈妈给小羊留下的卡片

拥有家庭支持，能对情绪病进行治疗，尚能进入友善职场的小羊，幸运地摆脱了情绪病致贫的阴影。

更多的情绪病患者，仍在人群中独自挣扎。

几年前，惠方第一次入职亲戚开的小企业工作时，就惊恐发作过一次。她跟老板请了三天的假。三天之后，还是没办法去上班。老板打电话辱骂了惠方一通：“你是来上班的，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厉声的指责，令正在恢复情绪的她再度陷入焦虑。

事后回看，惠方觉得老板站在自己的立场敦促员工，难说有何不妥。但身在职场的情绪病患，也确实需要更多的支援和理解。

两个月的工作经历后，职场给糖糖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确诊重度抑郁与重度焦虑后，她再也没有做过工作，靠“擦边”与“乞讨”维持生活。每当生活费告急，或没钱开药，她就把收款码与身体的照片挂在网上，也挨个向朋友们讨要，“有人知道我过得惨，就会打一点钱。”

“厚着脸皮，找谁都要一点。”糖糖自嘲地说，失去了工作能力，她靠“网络乞讨”维生。

乞讨的收入不太稳定。运气好的时候，她找网恋对象要到了半年的房租和生活费。逢年过节时，擦边帖子的收款码能收到一千块。运气不好时，一个月都收不到钱，也没有他人的资助。

2010年，初二时，糖糖第一次定下她的人生计划：活到25岁就去自杀。之所以给自己留了十年，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很多好吃的好看的，都没见过。”

十三年后，看过更丰富世界的她，已经数次自杀未遂。

2021年10月，电脑坏了，无法直播，也没谈恋爱的日子里，她寄宿在宁波的朋友家，吵了一架后，实施自杀。她吃了一百多颗药，喝了两瓶啤酒、一瓶烧酒、半瓶洋酒，没有死成，被送去医院抢救。

洗完胃，挂了十几天吊瓶后，糖糖被父母接走，住进了精神病院。昏迷的时候，母亲打开了糖糖的手机，翻阅她的社交媒体，其中记录着她的自杀计划。

“我很对不起你。”在开放病房，母亲与她睡在一张床上，流着泪看她。在此之前，她们已经好几年没说过话。

图 | 糖糖在精神病院拍下的花

* 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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