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党争的起点，癸巳京察引发的内阁与部臣斗争

万历二十一年通常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的起点，因为东林党的重要核心人物赵南星、高攀龙和顾宪成等都在万历二十一、二十二年相继被贬出京城，甚至革职为民。而导致东林党领袖人物被罢斥的直接原因是“癸巳京察”引发的纷争。

这一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吏部赵南星等力争考察的公正，罢免朝廷私人，得罪了首辅王锡爵,结果遭到王锡爵的报复。东林党人与王锡爵的对立也就被看做主持公正的东林与徇私害公的内阁的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底，万历皇帝朱翊钧领导下的明朝完成了对在京官僚六年一次的大考察，此次京察的具体主持人是吏部尚书孔鑨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文选司顾宪成等人协助。

自明弘治年间始，定京官六年一查，也称“京察”、“内察”。京官四品以上自陈，由圣旨定去留，五品以下则由吏部考察，实际负责人是吏部尚书、吏部考功司郎中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大计之后复有“拾遗”，就是在吏部考察之后，由科道合议，纠核“居官有遗行者”。被纠核的官员须交吏部复议，最后呈皇帝裁断，被科道拾遗的官员一般难以幸免。

三月中期，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向万历上奏疏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司郎中杨于庭。这本奏疏一经上奏，立马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万历朝的吏部和内阁互相攻讦。

吏部诸官吏见对手已然出手，也不甘示弱。于是针对刑科的弹劾给出处理方案：由于案涉吏部系统内部人员，于是他们拟出来的方案就有意回避，仅仅就处置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提出意见。

万历皇帝收到吏部的方案后，十分不满。认为如此有失公允的方案在面子上十分不得体，于是严令责备吏部，让他们对此方案做出解释。

礼部尚书孔鑨接到上谕后立马上书向皇帝解释，实际上这份辩解的奏疏是顾宪成代写的。他说：

“虞淳熙是我的同乡，我对他的官声名望，还是知道一些的。他为人一向是安于贫穷，乐于苦读的，后来入仕为官凭借的也是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而不是官说人情；杨于庭西平宁夏有功，赵南星对他也是颇为赞赏，十分倚重。鉴于此，我实在不忍心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处置他们。

况且现在只是收到弹劾，尚在讨论议处之时。众人各执一词，相互之间意见相左也是正常的。要妥善处理此事，只有清晰了解各方利益所在，才能有机会平衡各方势力，恢复朝局稳定。

我作为国家枢臣，不得不以朝局稳定为大任。如果明知弹劾之事仅仅只是风闻，而无实据，就轻易按照给事中的建议去处理，恐怕会损伤朝廷，制造冤狱，更重要的是，我实在做不出此种昧心欺君的事情来。”

万历皇帝收到孔鑨的辩解之后，大为光火。以不承认有罪，回护属下处置了孔鑨，罚了他三个月的俸禄。同时把赵南星官降三级，外放离京，虞淳熙等人也都被罢官离任。

孔鑨经此事，也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向万历皇帝请求归田养老，不过万历并没有同意。

作为事情起点的刘道隆也因没有明确指出众人罪名，受到了处罚。

事后孔鑨还向万历上奏道：

“为人臣者最大的罪过，莫过于专权弄朝，把持朝政；朝廷的最大祸患也莫过于朋党乱政。权力是皇帝治理天下、管束臣民的权柄，而作为人臣，其作用仅仅是替皇帝代掌职权而已。

吏部作为专门替皇帝管理臣僚的机构，虽然有草拟处置官僚的权力，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也就是说，我等虽有权，但并不专擅。

我吏部一任，虽然没有什么卓著的功勋，但也算洁身自好。至于结党专权乱政的说法，更是连风闻都不曾有过。但树大易招风，容易为人所用，这为皇上您平添了许多担忧，这本身就是罪过。因此我还是觉得去朝离职才是上策。”

万历皇帝接到孔鑨的奏折之后，打算先让内阁开会讨论此次事件和孔鑨的请辞。会上，赵南星、孔鑨和王锡爵发生争辩。因此，东林党人开始认为此次万历对其的贬斥是以王锡爵为首的内阁的意思。

之后，毫无意外，孔鑨遭到贬斥。其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汝训、通政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礼部郎中于孔兼、礼部员外郎陈泰来、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岩，国子监助教薛敷教均为孔鑨鸣不平，指责内阁首辅王锡爵为了庇护其私人，从而日夜兼程入急忙京，想要干预此次京察大计。相反赵南星等主察公正，处罚了内阁的私人，因此得罪内阁，所以内阁借拾遗以激圣怒，并擅自拟票，处罚吏部。

不过结局却是，非但没能挽回孔鑨，反而将自己搭进去。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人皆因此事被贬谪到外任。

礼部员外郎陈泰来见此并没有畏惧，反而再次向万历皇帝上奏为孔鑨等人辩护：

臣出仕为官已有十七年，曾四次参与“京察大计”，发现自高拱、张居正以来，能秉正主持考察大事的尚书只有张瀚，文选郎中只有孔鑨、陈有年尚能廉洁自立。其余之人皆是些唯唯诺诺的“小人”，这些人现在又借“拾遗”来整治他们。现在他们能为了阿附权贵而出卖上司，一旦他们获得权势又怎能保证不会擅权乱政，又怎能保证他们不结党攻伐。

万历皇帝见到陈泰来的这封奏疏后，勃然大怒，把他官降三等。

《辑校万历起居注》记录了万历对陈泰来这封奏疏的批语：

陈泰来这厮，前者屡屡恣肆狂悖，因未责处，心怀疑惧，故逞刁恶，欺君比于幼年，将朕独断处分，佯作不知，诬赖辅臣，显然乱政惑众，好生可恶。本当挐问，姑从轻降极边杂职。贾严、薛敷教、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明谋结党，济乱政体，都着降三级调外任，俱不许朦胧推升。

后来，左都御史李世达上书万历请求宽恕陈泰来等人，万历对此并没有理睬，反而下旨把吏部一党的赵南星、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等全都贬斥为庶民。

之后，李世达也上奏疏为赵南星等人辩护，不过事情并没有任何转机。最后李世达实在气愤不过，直接向皇帝提出辞职。不过万历皇帝并没有允许。

然而，京察大事之后又继续发生了党争事件。

当年八月，中书舍人吴之佳之子吴镇状告吏部侍郎赵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因为赵用贤曾拒绝了女儿和吴镇的婚约。

此事其实并不大，但是到了对手手里也是不可放弃的好牌。

于是，时任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对此大做文章。通过添油加醋把此赵用贤渲染成道德败坏，不可继续留在庙堂的“小人”。赵用贤见内阁一党如此荒谬，于是上书皇帝辩白，无果。最终选择递交辞呈以明心志。

李世达见事态发展对自己一方越来越不利，于是也上奏疏为赵用贤辩护，指责杨应宿、郑材这是诬陷，是为讨好内阁不惜捏造谣言的小人行径。

内阁一党见状也回击诋毁李世达，李世达不堪受辱也请求辞官回乡。最终皇帝同意了李世达的请辞。同月，吏部文选司推荐任用因谏言被特旨处分的言官张栋，结果万历皇帝大怒，将文选司全司削籍为民。

对这些事，吏部一党是很清楚背后的指使人的。高攀龙曾公开指出是王锡爵利用票拟权拟旨放归李世达。于是上疏指责内阁利用杨应宿打击吏部和都察院，而皇帝则事事唯内阁是听。杨应宿上疏与之对攻，指责高攀龙等受顾宪成指使，依附吏部，专以抗阁臣为风，并指责吏部贪赃。

高攀龙甚至上奏书弹劾王锡爵，指出吏部赵南星、都察院李世达等官员被贬斥都是王锡爵所为。最终，高攀龙也遭到贬斥，谪为揭阳典史。令人不解的是，杨应宿也受到处分，被贬为湖广按察司经历。

此后，这场内阁和部院的斗争并未结束。御史吴弘济、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等相继上疏，指责王锡爵，结果均被严惩。

吏部及后来为吏部申冤的官员被贬斥看起来都是皇帝的旨意，为什么吏部一党会认为这是王锡爵一党的“杰作”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朝票拟制度和密揭制度了。

明代自票拟制度建立以来，皇帝的命令和百官的奏章基本上都要经过内阁票拟。在明中期内阁可以径自拟票。在一定程度上，内阁有独断之权。但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方式多样，有时候皇帝处理政务也不经过票拟，所以外廷官员当然不知道御批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

对于密揭制度，它是这样的：

大臣为了保密以及保证传递速度，在题奏本章外还经常用密揭。密揭一般由内阁辅臣亲自书写后封缄，直达御前拆封，其后或留中，或批复后封还本人，内容外人都不予知，故称“密揭”。万历年间拥有密揭权的主要是内阁，特别是内阁首辅，因为万历是很少与外廷见面的。

这样的结构，导致了吏部一党对王锡爵等内阁的严重怀疑。也就是说，由于万历皇帝与外廷百官几乎隔绝，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宣泄，同时内阁票拟权限和方式又不固定，结果导致外廷对内阁猜疑纷纷。

从明史来看，万历年间的“东林党崛起”大致是与内阁专权擅政是密切相关的，是东林党人不满于内阁徇私害公，逢迎帝旨的结果。而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事件则被视为是以王锡爵为首的内阁为庇护私人、排除异己的斗争。